❶ 求讨论电影《刮痧》中文化差异的毕业论文
从《刮痧》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电影《刮痧》讲述的是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八年的中国家庭，因为孩子的一次意外发烧，刚来美国，不懂英文的爷爷用了中国传统的刮痧治疗方法为小孙子治病，但在医院里被护士发现了因刮痧而留下的血痕，怀疑是其家人虐待孩子所致。于是，儿童福利院便把孩子的父亲许大同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许大同因为无法解析刮痧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治疗法，又因为律师的曲意刁难，许大同最终被判决与孩子隔离，并且搞得失去了工作、朋友和与妻子分居，幸亏许大同的朋友去了一趟中国，知道了刮痧是一种治疗方法，为其作证，故事也就有了完满结局。许大同一家在美国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华人在外国生活的种种不适，而这些不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有隔阂，对立与冲突。首先是医学领域的认识差异。刮痧是故事冲突引发的导火索，刮痧疗法在中国民间很常见，是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确实能够治愈一些常见病。但是，这种疗法搬到美国，就成了大同对孩子施以暴力的罪证。二是法律观念的不同。在西方社会里，法律存在于每一个角落，每一种纠纷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而每一件事实都是要讲求证据的。如美国的法庭及儿童福利院虽被大同的满腔激情，真挚而忘情的诉说所震慑，却仍要求有“爱的证据”，以供法庭判决。而中国人比较看重的是人情冷暖，尤其是对于亲情特别看重。三是对尊重的理解不同。在故事开头，许大同因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向老板的儿子道歉，便用手打了自己儿子一下，老板看了觉得不可思议，许大同对约翰解释这一举动说：“我为什么打我儿子，那是出于我对你的尊重，那是我给你面子。”这样的解释让这个典型的西方人迷惑不已，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东方小伙子的这一耳光竟然是出于这样的逻辑，作为西方人的约翰，他是无法理解这个东方爸爸打他儿子时的那种复杂心情的，他只知道，打人是违法的，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由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形成的观念上的差异，在相互交织、碰撞中必然发生尖锐的冲突。四是对爱，对家庭的理解的差别。这也是《刮痧》中冲突的本质所在。许大同对付美国社会的生活和工作都游刃有余，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成长中濡染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就已经烟消云散。在许大同的心里，家庭也是他的精神支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的幸福与团圆。三世同堂，其乐融融，是他奋斗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为了爷爷能在美国拿到绿卡，他还把给孩子刮痧这事称是自己刮的；为了儿子能回家宁愿分居；为了爷爷能看一眼孙子，偷偷把儿子从福利院了带出来；在法庭上，许大同爱子心切，甚至和对方辩护打了起来；为了给孩子送圣诞礼物，不顾危险爬到九层，完全有可能“坠楼而亡”…… 爱就是付出和负责任，可能会表现为严厉，表现为分居，甚至表现为欺骗，表现为劫持……正是这种爱把孩子和父亲以及这个家和二为一体，这种爱超越了其自己的尊严，平等，自由和选择自身幸福的权利。 而在西方人眼里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犯法的！这部《刮痧》，让我们意识到了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如此之大，若不在了解双方的文化前提下，引出的问题确实令人头疼。看来世界的大同文化要经历长时间的碰撞，相互交织，尖锐的冲突，磨合，才能融合与发展的。
❷ 关于当代美国电影~论文。。。。。。急！！！！！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文革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骗局，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骗了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骗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很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❸ 急求有关《刮痧》电影中，中美家庭价值观差异的论文！
通过电影“刮痧”，可以看出中国与西方文化存在许多的差异。中国两千年中医传统经络疗法“刮痧”不被美国认可，造成“虐待儿童”疑案，使得影片中许大同一家被迫服从法律，父子分离、夫妻分居。在中国人看来，明明是爷爷对孙子的爱而用刮痧的手法为其治病，而美国人却认为是虐待儿童。可见中西文化观念差异是比较大的。
我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差异，教育文化上的差异，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以及生活态度上的差异。
我主要讲价值观上的差异。
在价值观上，西方古代哲人，尤其古代宗教先知是明确的人性本恶论观点的代表者。基督教主张原罪说，他们的罪先天地来自其祖先--亚当与夏娃“,The sins of the fathers are visited upon the chil-dren.”（父辈的罪孽会殃及子孙。)说明任何人天生即是有罪的。与西方古代哲人相反，中国古代圣人都是“性善论”的代表，“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不同的人性论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发展的道路。西方国家从“性本恶”出发，强调法治，注重管理。中国传统文化从“性善论”出发，注重人治，强调以德治理。 西方人比较崇尚独立、自主和个人奋斗，喜欢张扬个性。当取得成就或荣誉时，一般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和喜悦。相反，中国文化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主张内敛，提倡谦虚。中国人常常避免锋芒毕露，强调中庸，认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听到外国人夸耀自己某方面做得好时，中国人常用“哪里哪里”、“一般一般”等谦虚的回答。这种中国式的谦虚经常使西方人迷惑不解。西方人比较推崇个人自由，认为“天赋人权”，保护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而个人作为集体和组织中成员的重要性和意义是次要的。因此，他们把自我放在了高于一切的地位，崇尚为争取个人自由而奋斗，较少因为考虑集体而牺牲个人的自由、权利与利益。中国文化则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同甘共苦，团结合作，推崇无私奉献，强调“众人拾柴火焰高”以及先人后己与公而忘私的精神。
在教育文化上，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各个教育层次上都存在着差异，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出来。现仅就中国和美国两国高等教育的差异进行一些比较。美国的大学实行学分制，学生可根据个人爱好选修科目，不同的科目学分不同，只要把学分修满即可毕业拿到文凭和学位。以前，我们从有关报刊上看到美国的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取得了几个学位，感到很纳闷。现在才明白美国的大学体制是很灵活的，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以选学几个专业的课程，只要拿到足够的学分就可以取得该专业的学位。而在中国，在大学里就确定了专业方向，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就从事一种职业，这样就有可能忽略了在其他方面的潜能。还有，中国有些教育方面的语言也跟西方存在差异。在中国存在着“落榜生”一说，而在美国是没有这个词的，他们认为这是极不礼貌的，是一种歧视。
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思维比较抽象，西方人比较具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大到小,地址从国家、省、市、县、乡、村等顺序，这体现了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即自然与人处于一个整体（天人合一），先整体后部分。而西方人则恰好相反，他们是由小到大，由点到面，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这可以从信封的地址和日期的写法上得到证明。
在生活态度上，中国人偏重精神感受，西方人注重实用。东方人喜欢把问题复杂化，而西方人则喜欢简单，不愿使自己活得太累。许多中国人觉得西方人单纯，简直有点傻，或者说像小孩，童心重。中国亲朋好友和同事之间的串门很随便，邀请别人来访无需为对方确定时间，自己去探访别人无需郑重其事征得同意。美国人则没有串门的习惯。平时如果有事上门，事先要确切地预约时间。没有得到对方的应允，随时随地随便上门时不礼貌的行为。无事打电话闲聊也是美国人视为打乱别人私人时间和活动安排的行为。
中西文化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中国人确实有很多地方需要向西方人学习，只有接受别人的好处，认识自己的不足，我们才会更好的发展，才会更快的进步！
❹ 对比国产电影与进口电影写一篇影评
2012年仅前十个月就生产了638部国产电影，票房133亿。
无论产量还是票房都超过了去年。但是数字上的繁荣不不能掩饰中国电影在市场和艺术上所面临的双重危机。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国电影在艺术上创作上缺 乏创新金品，在市场上面对好莱坞大片溃不成军。给高歌猛进的中国电影和志满意得的中国电影人敲响了警钟。从2003年，中国电影化市场改革开始，连续10 年的高速市场扩张带来了中国电影票房的一路狂飙突进。从最初的年票房10亿飞涨到2011年的130亿。而2012年国内总票房则预计达到160亿元人民 币。
但是在2012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中国电影的份额在总量上低于以好莱坞为主的引进片。往年中国电影能稳定的保持至少55％的市场份额，在 2012年根据前10个月的数据来看中国电影的份额仅占总额的41％。即使在贺岁当十余部国产大片上映后这个令人尴尬的比例估计任不会有根本性扭转。导致 这变化的重要原因是国内对引进好莱坞大片的政策调整：每年增加了14部美国片引进名额，同事提高了引进片在国内的分成比例。从13％提高到25％。这种开 闸放水式的政策变化导致好莱坞大片在市场上对中国电影直接形成冲击，使得今年绝大部分国产大片的市场表现低于预期。而从内在原因来看：中国电影在艺术和制作层面所暴漏出的种种问题才是中国电影在本土惨遭观众抛弃的根本原因。
--节选自《第十放映室-恭贺2013》
建议你去网上看一下这个节目，从恭贺2011到恭贺2013，绝对能给你的这份论文增添不少好材料。即使没有这个作用，节目本身也非常值得喜爱电影的人观看，且全过程绝无尿点。
❺ 类型电影论文(2)
类型电影论文篇2
浅谈中外灾难类型电影比较
摘要：本文以好莱坞的类型电影为参照标准，结合国产电影创作实际，以近期的两部灾难片《唐山大地震》和《2012》为例，分别从叙事、女性主义、植入式广告及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对国产类型电影和美国类型电影加以比较，提出类型电影尤其是国产类型电影以后的发展趋势及需要改进之处。
关键词：类型电影;叙事;女性主义;植入式广告;意识形态
一、类型电影的特点
类型电影作为高度模式化的影片，其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电影现象。电影“类”的诞生较早，但电影类型的内涵如何界定，大师们的看法并不相同，美国学者罗伯特・考克尔认为：“电影一旦发展出一种叙事结构，从仅仅展示事物(如火车离开站台或两个接吻的人)转向讲述故事，就开始形成类型。故事一旦被讲述，它们就立刻进入了一定的类型：浪漫型、情节剧型、追捕型、西部型、喜剧型。”而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麦特白则认为：“观众、制片人和批评家在讨论电影的时候都在用类型的概念，但是他们每一个人使用这些概念的含义可能大不相同……就像安德鲁・都铎(Andrew Tudor)所说的，类型‘是我们共同相信的一些东西’。当看一部惊悚片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惊悚片。事实上，在我们看之前就知道什么是惊悚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需知道影片的内容，就能认出这些有着广泛的文化共同点的类型电影。”
灾难电影作为类型电影的一种，除有其共性之外，还有其独特之处。每一种类型电影都具有相对固定的题材和人物类型、特定的故事空间与造型语言、剪辑风格和音乐特色。如歌舞片中的舞台、歌舞明星，科幻片中虚拟的未来世界、外星人，战争片中的两军对抗、战地英雄，警匪片中的强盗、警察、地下组织等。灾难电影的故事和主题，时常顺应时代的变迁和观念的更新而变化。《2012》是建立在玛雅预言的基础之上而创作的影片，该片上映时间是2009年，离2012年很近。与此相似，《唐山大地震》的拍摄也在汶川地震之后，群众尚未从地震的阴影中恢复过来，汶川大地震让人想起数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
其次，类型电影一般都迎合观众的某些感官和情感的需要，以满足观众内心深处的娱乐心理。每一种类型电影虽呈现娱乐的方式不同，但营造娱乐情景并最终希望实现娱乐功能上是相同的。类型电影的娱乐性，一方面是刺激和满足人们的种种情感，另一方面是通过把奇观融入情节，让观众在赏心悦目中获得审美的快感。灾难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的灾难片首先用宏大的灾难场景给人以视觉的冲击力，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扣人心弦，观众的心情随着影片情节的进展时而紧张时而放松，有如身临其境一般，刺激而愉悦。中国的灾难片场面明显要逊色许多，叙事相对比较温和，注重内容的情感部分，以情动人。
最后，类型电影还具有商业性特征。不同的类型电影满足各类不同爱好的观众的消费需求。如果市场对某种类型电影有良好的反应，有观众捧场，片厂便会继续制作这类电影，否则，便会停止生产。《2012》上映后反响比较激烈，票房收入也相当可观，之后不久国产的灾难片《唐山大地震》上映，许多观众是因为对《2012》的意犹未尽而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所谓国产灾难片的。《唐山大地震》被作为灾难片宣传也是商业运作的一个手段。
二、叙事及其手法
《2012》讲述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故事。影片最大的亮点在于灾难发生时极致视觉特效，这种强大的冲击力让观众震惊。但看完电影之后，脑海里只存留了片中各种不可思议的灾难元素：地球板块移动、火山、地震、海啸、洪水集体肆虐，全球各种标志性建筑全被毁灭，给人一种恐怖震撼的末日来临之感。但这容易让观众忽视其剧情，也难以启人深思。此外，《2012》还被一些记者称为写给中国的情书，里面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或许是导演被汶川地震发生时中国人民的精神所感动，故把中国描写成人类的救赎之地，片尾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也是中国制造的。
《唐山大地震》是一部比较有争议的灾难类型电影。准确的说，它应是一部典型的中国亲情剧。片中的灾难场景被一笔带过，更多的是叙述一个四口之家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把影片命名为《唐山大地震》只是一种炒作手段。影片宣扬了超越一切的亲情，正像冯导所期望的那样“内容大于形式”：“灾难片元素是《唐山大地震》的基础，而伦理片元素则是影片的灵魂。”
三、女性主义的折射体现
好莱坞类型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多处于被动和附属的地位，或是作为家庭生活的象征。西蒙・波伏娃说：“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就如诉讼案中，既是法官又是诉讼人。”《2012》中有一个细节，杰克逊开车来接孩子们去度假的时候，妻子给丈夫一包尿不湿，告诉丈夫七岁的女儿到现在还在尿床，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穿这个，丈夫看到这个东西后满怀质疑：还穿?显然丈夫之前并不知道女儿还尿床的事情，这一细节充分体现了其“大男子主义”，女人才是这个家生活的主宰。在灾难类型电影中，女性多处于危险境地，需要被保护。当海啸和地震发生时，镜头会立即转向女性们的反应：尖叫、恐慌、无助地四处逃窜。
而男性在遇到灾难时则会思考：“what the hell was that?”同时，在西方电影中，女性又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她们之于男性的附属地位是相对的。《2012》中的劳拉是一个聪明而有智慧的女孩儿，是独立女性的代表。面对灾难的时候，劳拉表现出来的沉稳、坚强、镇定完全不逊色于男性。当地球将要毁灭，杰克逊带着全家逃亡的时候，他似乎是全家命运的主宰，妻子和儿女都必须在其保护之下才能逃生。但如果妻子完全依靠丈夫的保护而丧失了自我，她和儿女们同样不能自保。轮船几乎要沉入大海，全家人都被困入浸满海水的船中，他们被迫与杰克逊走散，这时，阿曼达饰演的妻子就不得不承担起保护孩子生命的责任。导演在此处对情节的描写集中体现了在灾难中女性也有不可阻挡的坚强，与前面的表现女性面对灾难时的恐慌形成鲜明对比。
《唐山大地震》对女性主义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与《2012》相似，影片对母爱的描写显然更为深刻。但相比西方类型电影中的女性主义，国产电影仍有传统的保守主义倾向。片中元妮丧夫后，面对另一个男人的追求毫不动容，坚持一个人度过余生，因为她知道，丈夫是为保护自己在地震中死去，没有哪个男人会像丈夫那样用生命来爱自己。但细想一下，元妮的这种做法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冯小刚在影片以女性形象为中心塑造了一部催人泪下的亲情剧。元妮丧夫之后，一个人抚养儿子的艰辛，也体现了丈夫在一个家庭中的重要性，男人是家的顶梁柱，如果活着，她的生活就不会这么苦，显然这并没脱离中国家庭以男性为主的传统观念。从社会角度看，女性是沧桑时代的见证，是命运多舛的个体：灾难留下的痛苦只有在脆弱的女性身上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并让人同情。
四、植入式广告在影片中的运用
随着广告业的发展，植入式广告越来越多的受到广告 主的重视。“植入式广告，又叫急性广告，是指广告传播一改往日单纯依靠说教和推销的营销策略，将产品或品牌及其代表性的视觉性符号甚至服务性内容策略性地带入电影、电视剧或其他电视节目及其他传播内容中(隐藏于载体并与载体融为一体)，使观众在接受传播内容的同时，不自觉地接受到商品或品牌信息，继而达到广告主所期望的传播目的。”上述两片的植入性广告分以下类型：
1、置景道具植入型：这是最传统的植入式广告形式，主要指品牌视觉符号或商品本身作为影视作品的置景道具出现。“视觉形式的形象性对于以说服为目的的传播具有特殊意义。”如在影片《2012》中男主人公开的汽车标志便是其中之一。《唐山大地震》中，元妮在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摆的剑南春酒是最明显的植入性广告标志，此外还有汽车、电视、银行、运动品牌等。
2、对白植入型：就是在电影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巧妙地将产品、品牌、服务植入其中，成为电影中的台词，以此来达到广告效应。如《2012》中，男主人公匆匆忙忙地开车回家带儿女们去度假，在给爱人打电话的过程中，就提到“黄石公园”这个名字，这也是植入式广告的形式。《唐山大地震》中中国人寿保险的广告方式也属于此类：方达作为旅游公司的老总，当员工过来询问这次旅游保险用哪家时，方达说：“就选中国人寿吧，踏实。”
3、场景植入型：即是把品牌信息嵌入到影视作品的环境中去，品牌视觉符号或商品本身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或场景的一部分出现。如{2012}拍摄的场景中出现的海滩楼房以及主人公带孩子们度假的公园等，都注入了一定的广告元素。
国产类型电影与好莱坞大片在植入式广告方面相差甚远，好莱坞电影可不动声色地把广告植入其中，既能有效地为广告主服务，又不影响观众对影片的欣赏。但国产电影在这方面做得有点儿欠妥。植入式广告要尊重影片的故事情节，使其显得顺其自然，不影响影片的观赏效果。《2012》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看过《唐山大地震》之后，观众对片中的植入式广告批评声不断。植入式广告应有效地给观众一种暗示效应，遵循内容第一，广告第二的原则，避免片中突兀地出现广告词和任何不合理的广告场景，不能盲目的把任何广告都嵌入影片中。在进行植入式广告之前，要分析产品及其品牌适不适合在该影片中表现，能不能达到广告主想要的宣传效果等因素。
五、结语
中西灾难类型电影的差异折射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体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我们不能苛求中国的灾难片完全符合西方的审美需要，但成功的作品肯定是把深邃的思想内涵，巧妙的艺术处理与大众的观赏热点结合起来。首先，中西方类型电影最大的交集就是商业性，它们未来努力的方向也离不开使其更具有商业价值，观众花钱去电影院看电影，买的大多是娱乐享受，所以，电影的商业性和娱乐性是分不开的。
其次，中西方电影还要努力提高其讲故事的水平。好莱坞电影重在场面的制作，掩盖其情节的跌宕起伏，观众震撼之后难免会感觉少了点儿什么。但中国电影讲故事的过程多有漏洞，故事出来之后多有批评之声。好莱坞类型电影在讲述故事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再次，电影应该注重宣传，激发观众的类型期待。从某种程度上讲，类型电影是预先出售给观众，在开发每一部类型电影时，往往就有相对的观众定位。如果一部影片能得到适当的宣传，从片名、广告宣传等每个运作环节将类型固着于观众的心灵，那么，电影的春天就不会远了。
最后，类型电影还应该注重整合生产和发行两个环节。类型电影是在吸引更多消费者和赚取更多利润的动机推动下向前发展的。好莱坞电影业总是力图复制它最近的商业成功。在市场开发中，有意识地遮盖其他方面来有选择地突出某些方面，使观众更加注意那些制作商想要强调的方面。然而中国电影市场目前还处在半市场化状态，院线体系虽已经逐步形成，但还要继续完善院线发展模式。
注释：
[1]唐晋先：《(唐山大地震)：动人因亲情，感人缘母亲》，《电影文学》2011年第3期.
[2]任拯廷：《浅议植入式广告》，《今传媒》2006年第4期.
[3]梅萨里：《视觉说服――形象在广告中的作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4]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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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来看，中国电影事业比西方电影事业起步要晚几十年。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电影常常有一些不经意的幽默，不是刻意去营造的而是往往在不经意间一个细节让你忍俊不禁。相比较而言，中国香港电影界的奇迹“无厘头”电影可谓从头到尾让人乐翻天，这不仅仅体现在情节设计上，在人物形象和塑造上，环境的布置以及音乐配置上都是做足功夫的。以我个人的浅薄认识，美国电影是“幽默”，香港电影里有的只是“滑稽”、“搞笑”而已，我无法评断孰优孰劣。电影只是文化的一个缩影，不同风格必然有其文化大背景。另外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西方电影的艺术片、西部片、歌舞片和动画片也是别具一格，常常让人感慨：啊！原来电影还可以这样！而中国电影在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含蓄内敛的韵味与风格，在国际电影界的地位逐步上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上升。通过音乐与电影的比较，中西方文化的特点差异在我们脑海中都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接下来，我们又探讨了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典型及其深层原因。在做这一部分内容时，我们查阅了相关书籍并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一 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眷恋家园故土，提倡清静无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所谓的“山性使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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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第一个产业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第二个产业时期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