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导演的电影

⑺ 陈果的电影《去年烟花特别多》演的是什么呀

《去年烟花特别多》
标签： 剧情 导演： 陈果 演员： 何华超 李灿森 谷祖琳 上映： 1998年12月31日 香港
1997年维多利亚港上空的烟花有五次之多，农历新年烟花，青马大桥启用烟花，英国人撤离香港烟花，香港回归大陆烟花及国庆节烟花。影片以多烟花，多雨的夏天为背景，家贤和他的五个战友都是因香港回归而退役的华籍英兵，人到中年，生活失去依靠，前途渺茫，显得落落寡欢，他们当中有的去政府部门工作、有的当了香港大款、有的在失落的日子里一蹶不振。于是组织起来抢劫银行，遇到同是打劫已得手的匪徒，双方火拼。中间穿插男主角与黑社会大佬女儿的感情纠葛。

⑻ 三夫评价怎么样它为什么能拿金像奖提名

《三夫》这部影片的评价还是很不错的，之所以能够获得金像奖提名，是因为这部影片的情节看起来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而且也映射出了大部分小人物在对待生活的那种无奈，具有比较深刻的寓意。

在这部电影的最后几段，我们可以看到色彩从屏幕上消失，美丽的黑白图像看起来像过去的明信片。在最后一幕，在大陆与香港之间新建的桥旁，微妙而含蓄的色彩，使不确定的道路变成了整个影片的焦点。

⑼ 陈果电影的艺术特色

从「城乡对照」到「国际视野」的中国外望
陈果的「九七三部曲」（又称「香港三部曲」）——《香港制造》、《去年烟花特别多》及《细路祥》，以探讨香港九七大限前后的社会现况（尤其是下层人民）为主线，透过「幼、青、中」三代不同观点来诠释弱势社群在历史洪流中的生活转变。跟著，他又著手处理「妓女三部曲」（又称「回归三部曲」，目前只拍了前两部，分别是《榴连飘飘》及《香港有个荷里活》），以反思回归后中港两地关系为题材。
《榴连飘飘》及《香港有个荷里活》的妓女都是来港「讨生活」的大陆人，既然陈果以「妓女」为题材写中港两地关系，「妓女」也就成为一个地域性坐标，代表了中国大陆的席位；而香港同时亦以「嫖客」身份，与她展开了「肉体」的关系，纯粹以金钱作交易，有别於一向以来的母子亲情。可见，陈果是有意想像中港两地互相对望的身份：两者都是欲望（物欲与性欲）的化身，只容「肉」欲的交易。可是，两部电影的语调和叙事角度却都完全不同：一个麻木沉重，一个快乐无忧；一个聚焦在妓女身上，一个散焦在妓女与众嫖客身上。
（一）回归的怅惘
《榴连飘飘》最为人称道的，是妓女在中港两个时空下的生活对照及内心挣扎，当中尤以「又臭又宝」的榴连作香港的象徵，观照生活的茫然。陈果是一位触觉敏锐的导演，看到国内妓女由被动到主动的欲望探进（即由二奶村的「守株待兔」式推销手法，发展到持「双程证」南下，霸占香港本土的黑市性服务市场），眼光明显有所推拓。但《榴连飘飘》的视野则较为保守，仍是停留在70年代以来「城乡对照」的模式1之内：香港只是一个赚钱的「臭」城市，国内的老家才是最美的地方。可惜老家的美，亦只停留在校园回忆之内，生活只余下老去的想像、欲望的呼召及前路的茫然。
反观《香港有个荷里活》则较有时代感，能紧贴全球化都市生活那快速消逝的节奏，应验了阿巴斯（Ackbar Abbas）的「消失」预言2（甚至还超越阿氏预期的速度）：当电影公演的时候，大磡村已被清拆掉，观众根本无可能看到大磡村的真貌，只能透过影像来想像、重构它的存在。不过，电影那狂欢与调侃的效果，却致力於淡化历史的错失感（Deja Disparu），完全摆脱了《榴连飘飘》的埋伏。
陈果一改以往写实的作风，以黑色幽默的手法拍摄《香港有个荷里活》，营造出许多轻松惹笑的效果。石琪将本片喻为「陈果的《西游记》」实是非常贴切：「有肥猪族、瘦皮猴、狐狸精和牛魔王，还有『西天』荷李活，不乏趣怪灵感」3。本片更见陈果在拍摄形式方面的突破。当然，有形式也不可以没有内容，何况陈果绝对不是「调笑完事」那类导演。
（二）三刀两面的本领
《榴连飘飘》的小燕虽有女性自主（主动来港当娼赚钱），但仍必须依靠「马夫」的帮助，在另一个势力圈内讨生活。但《香港有个荷里活》的东东已跳出这个被支配的领域，自己主动在互联网「推销色相」，主动在大磡村「找生意」，更与流氓律师合作（勾结），大肆恐吓骗财，还会「聘请」童党执行「暴力处分」，处事乾净俐落，完全反过来控制「大局」。但奇怪的是，观众所「看」到的东东似乎只有纯真、朴素、青春、友好、排难、解救等性格面貌：如她与阿细（小肥仔）的友谊，她在朱家荡秋千的童心，燃点朱家父子生活的乐趣（荡秋千及挥舞红布），「仗义」帮助流氓律师免费解决性需要等；而她较为负面的「形象」，充其量就只有色诱男性这一面。至於电影下半部分所呈述她那丑恶虚伪时，都必须在她「缺席」的时候才可以发现她高高在上的女魔头「席位」。一般影评或影片介绍，大多把本片的妓女形象简单化为「魔鬼与天使」、「唐僧与蜘蛛精」的合体，而忽略了陈果在处理这两个不同面貌时的影像时空。
若陈果真是以「妓女三部曲」探讨大限以后的中港关系的话，他会否也暗示了中国大陆或国内人就如电影中的东东一样，只在人前展示（强调）美好的一面并致力掩饰（或延搁）其背面所满布的黑暗？现实里的中港经贸活动，似乎也时有相关听闻，如国内的假米假盐（还有许多伪货），房地产的欺瞒（购买国内房子后竟会被「移墙削地」）等。若影评人依旧批评陈果的电影只锺情於「对低下层的情意结，有时会自我沉溺於阴沟」4，则似乎仍未能看到陈果电影的多元性，尤其是他那技巧的进步和视野的拓宽。陈果曾谓「可能有人以为我将大磡村与荷里活广场扯在一起，是想讲贫与富，其实不是，我反而将『性』放在首位」，所以电影才强调一种铁锈色（大磡村铁皮屋所独有的生锈色调）和火红色作基调5。「性」，其实都是「欲望」的化身，正如经济贸易的尔虞我诈本属常事，最重要的还是「贪」者上钓。
（三）出走的欣悦
电影画面所呈现的色泽对比以鲜红及铁锈色为主调，总给人原始的感觉。无论是烧猪的红、炉火的红、衣履的红、布幔的红，在大磡村的铁锈之下，男女情欲都在不断燃烧。但奇怪的是，一切的欲望幻念都没有交流，只依循著线性的发展，更且是循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推进：男性对女性有无尽的原始性欲，可女性却只记存西方「荷里活」的乌托邦梦想6，各人停留在自我封闭的欲望空间。在熊熊欲火之下，陈果所呈述的中港关系又再向前推进了一步：原来在中港以外，还有个西方「荷里活」之乡！
东东与阿强的第一次性交易，选点在大磡村旁的渠道里，两人都各自寻梦，拥抱自己的性高潮：男的双脚虽浸在沟渠的污水内，仍只顾耽溺在性欲快感之中；女的虽张开双腿搁在沟沿上，但眼睛从不离开「对岸」居高临下的荷里活广场，心里彷佛充满了想像的期盼。事后，她更牵引阿强到斜坡上仰看这梦中天堂，把乌托邦的理想投射到广场上的五幢大厦（屋苑名称是「星河明居」），彷佛一切也在自己的五指山内。「荷里活」的空间错置本来是为港人而设的，可现在竟成就了异乡人的梦想，由空间错置的领域，延伸至精神层次的范畴。那么，在陈果的视野下，东东的荷里活梦想是否也寓言了（揶揄了？）中国在另一新世纪的开初，仍紧抱西方文明进步的现代性迷思？反观存活在中西大国夹缝间的香港，又一次再现「他」7昔日的雄风8：无论在任何时间线上，「他」仍旧是一个运输港口、一个中转站、一个过渡的空间。事实如此，也只能如此。正如阿巴斯论及的「港口心态」（port-mentality）一样，海港里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浮动的9。
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经常从大磡村的角度仰视高耸的荷里活广场，这种「一高一矮」的悬殊对比效率，许多评论者都认为是暗示了权力分配的情况，但陈果所呈述的效果显然功力不够，似乎绝无深化此两极之嫌。与其说本片表现出导演对香港最基层的关怀，以及贫富悬殊的差距，不如说导演可能是用了不同的视点，来呈述各人对荷里活广场的「态度」。综观一众大磡村的居民，似乎并不在意大型楼盘的存在。电影镜头无论是俯视大墈村还是仰看广场，大多从东东的视点出发。东东所「看」到的荷里活广场跟想像中的荷里活一样，绝对是美丽的，这点我们不必置疑。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陈果的镜头下，「大磡村」对「荷里活」的仰望并不带任何轻蔑的态度，相反地，还带有几分仰慕的神情。借用石琪的《西游记》比喻，要到西方「荷里活」取经的只有东东一人，其余的「猪八戒」与「马骝精」充其量也只是「陪客」，就算有所想像，也只是将个人欲望投射在东东的身上，实非理想的追求，更遑论「西方」对他们的吸引力了。东东在朱家荡秋千一幕便是最好的证明：她把秋千荡得高高的，彷佛对面的荷里活就是她梦中追逐的远景，及后朱父与阿明虽同样有荡秋千的快慰，却皆是因为得到东东身体的「救赎」而重拾青春的活力，泛起生活的涟漪。
从「九七三部曲」及「回归三部曲」的命名，足见陈果的作品有意作历史文化的省思。巧合的是，陈果的「香港三部曲」都是写香港男人「失势」的故事，而「回归三部曲」是写南来妓女「自主」的故事。细看《香港有个荷里活》，陈果似乎并连起这两个大主题，交织出这班弱势「男群」如何被强势「妓女」玩弄和压迫的命运：他们最终不是被劫、就是被斩，完全被「阉割」掉男性的能力，只能滞留在行将毁灭的大磡村内，等待清拆的来临——男性仍被关在牢笼里等待处决。若然陈果真想透过电影「触及转变中的香港」面貌10，《香港有个荷里活》又会否呈述了香港回归后那不男不女的残存容妆，只剩下一片颓垣败瓦的景象？
到了充满光明希望的彼岸，然后……
鲁迅认为娜拉走后除了死亡之外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归，一是堕落（当娼）。妓女东东到达那风光明媚的美国荷里活后，又会怎样？
中国在上个世纪末才开始改革开放的道路，社会瞬间进入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踏入二十一世纪，全球一体化闹得热烘烘，随著中国加入世贸，中国足球队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中国美女第一次当选环球小姐三甲，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等叫人振奋的「历史盛事」，中国的「西方饥渴」愈见清晰和强烈。中国走向世界，或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这种不断引进式的狂飙狂潮，似乎为世纪末／世纪初的虚空气候，增添了许多希望和期盼。但吊诡的是，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现代性进程，中国会否如周蕾所言，仍患有「对进步和革新的持续迷恋」的「神经性病症」11？
面对这样一个历史的变化，香港究竟应采取静默观望的态度，作一个超叙述层式的评价、揶揄？还是像陈果一样幽默自娱一番？《香港有个荷里活》虽戏耍了荷里活梦工场，可是面对它所呈述的历史、文化与身份，相信我们没有可能无动於衷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