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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大學電影理解

發布時間: 2024-07-10 15:11:23

Ⅰ 求一韓國大學校園電影,開場好像是一個男的因著火跳樓,

色即是空1
恩植性格憨直,思維比較大條而且運氣又有點渣,經常做成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宿舍噴殺
蟲霧劑被他當成火災,直接活生生從2樓跳下)。高中畢業後像其他進不了大學的青年一進部隊。服完兵役之後,恩植才去讀的大學,所以在班級里,他總要比其他同學大那麼三、四歲。恩植攻讀的是法律系,他的夢想是順利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成為一名合格的律師。 因為恩植服過兵役,怎麼說都練過幾招,再加上他孔武有力,所以新學期一開始,就被學校的神力摔交俱樂部邀請加盟,開始了業余俱樂部的摔跤活動。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認識了學校健美操俱樂部的頭牌隊員銀孝,立刻被她的性感美貌吸引住了。恩植就想了一些辦法接近她,結果在他一貫的霉運促使下,每次都是以失敗告終,甚至在霉運光環環繞下,搭乘地鐵都被銀孝當成色狼給誤傷。

到了後來,恩植放棄了對抗霉運光環,銀孝也被同級的一位高富帥所吸引,2人在一起了。不過後來可能因為高富帥朋友唆使,也可能因為高富帥壓根就是想玩玩。高富帥不想讓孩子生下來,給錢讓銀孝一個人去打胎,甚至無視了打胎需要監護人陪伴並且同意這一條例。銀孝在對高富帥絕望了,但是無奈下只有讓恩植陪她一起去打胎。恩植還以為是個約會,帶著以前准備送銀孝的戒指去見她。當發現情況後很郁悶的陪銀孝去做了手術。

由於手術不是很成功,銀孝需要時間調理身體。恩植就賣了戒指,在一個旅館定了間房間照顧她。最後恩植的無微不至打動了銀孝。。。。

Ⅱ 《辯護人》能改變現實的大膽題材的電影,對韓國影片發展有什麼深遠的意義

其實我很喜歡看韓國的電影,因為他們的很多電影都真真切切的給我們講述了我們生活中特別常見的故事和現象,《辯護人》就又是一部反映現實的劇情片。
《辯護人》是由韓國一個真實事件改編的,所以看完電影我也專門搜索了那個故事的相關,我覺得這個電影在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尤其對韓國人來說,不僅引起了他們對法律的重視,也在一定意義讓他們對法律有了敬畏感。
同時這部影片也自2013年上映之後獲得四次大獎,這也是變相對影片的肯定,當然最受人們關注的就是影片的原型於影片上映33年後洗清冤屈,我想這才是這部影片最大的成功之處。
這個世界太過浮躁,太多人都已經忘記了自己的本心,甚至丟失了自己的職業道德,在電影中對男主人公來說幫助大學生辯護已經不僅僅是出於良心,更多是因為他是一個律師。因為故事主人公涉及到韓國已故前任總統,所以這部影片在上映後得到了很大的反響,也引起了越來越多人的反思。

Ⅲ 論文達人進!求救!關於電影的畢業論文!

相關資料:

從產業特徵看韓國電影振興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產生的社會背景

經濟領域,韓國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自60年代以後,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金大中政府採取一系列務實性對策,不僅迅速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經濟發展還出現了新的局面。韓國成功地從一個農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創造了所謂「漢江奇跡」。現代化是和都市化、工業化、教育的普及、職業分工的專業化、通信的發達等經濟發展現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並和特定的社會政治變革聯系在一起的。在這個過程中,韓國城市的發展顯著,都市化率從1950年的21.4%,發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領域,80年代韓國進入政治解凍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運動(註:以大學生為核心發起的兩次民眾民主運動,抗議軍人專制政權,曾得到韓國社會各界響應,但最終被軍政府血腥鎮壓。前者亦稱光州民眾斗爭,後者亦稱六月抗爭。)使韓國獨裁政府惡名昭著。1988年通過國民投票實現了向民主政權的過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著1998年出現了堪稱韓國政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野黨交接政府」(註: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總統競選中獲勝,標志了韓國建國起第一次「政權交替」,在野黨第一次成為執政黨,少數黨第一次戰勝多數黨。)的政治發展進程。長期以來在韓國社會上爭論不休的政治不穩定進入90年代開始銷聲匿跡,整個社會慢慢進入民主化、多元化的發展進程中。
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不僅導致家庭結構的變化,而且引起了整個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中產階級形成並穩步擴大,文化消費在消費支出中所佔比例逐漸上升。有線電視的開通、錄像市場的擴大、衛星電視的前景,一方面爭奪著電影觀眾,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電影節目而培養了觀眾,且它們都是以電影為核心的影像產業,這使得政府和大企業開始注意電影市場的價值。
大眾文化開始盛行。流行音樂樂隊等開始流行,消費人群年輕化,產品包裝要求提高,對大眾偶像的消費需求增強。
在現代韓國社會的變化過程中,青年群體又占著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們是經濟現代化的主力軍,在社會意識方面則是歷史變革的動力。截至1995年的統計,14-24歲的青少年人口略超過900萬,占總人口的20.2%。韓國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戰略和提倡國際競爭力的經濟戰略,使得整個社會普遍認為,韓國的未來命運掌握在「一個背包就能周遊世界,懂電腦,會利用先進通訊設備,處變不驚,有堅強毅力,主張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註:金鎮旭(韓):《80年代至90年代的韓國電影》,北京電影學院碩士畢業生論文,第27頁。)特別是大學生(占青少年總人口的約54.5%)(註:君冢大學(日)、吳魯平(中)、金哲秀(韓):《東亞社會價值的趨同與沖突》,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4頁。),他們在80年代經濟繁榮的環境下成長起來,有機會享受1988年奧運會以後的經濟富裕和政治穩定。他們將成為韓國電影的主要消費者。
在造成韓國電影振興繁榮景象大的社會背景中,有一個因素不得不指出:韓國民眾強烈的愛國心和罕見的民族凝聚力。韓國電影票房的奇跡,與韓國觀眾對本土電影非理性的熱愛,蜂擁而上的參與行為是分不開的。許多影片如《生死諜變》、《共同警備區》的上映,媒體一律不能有批評聲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會被認為是「不夠愛國」。當政府放寬「電影進口限額制度」時,電影人立刻示威遊行,而韓國大眾媒體一律給予最大的支持,結果迫使政府對電影人和民眾做出妥協。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民族特質的原因有多種:一、有史以來,韓國即為單一民族國家,沒有像中國、美國等民族大融合的歷史;他們認為自己的血脈最純潔,最干凈,在韓國最常見的標語是「身土不二」(註:「身土不二」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筆者根據所閱資料整理出以下兩層意義:其一,它是熱愛本民族的象徵,對生養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戀與敬畏的復雜情感。體現在微觀的經濟領域上,韓國出產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農副產品一律如此,其意類同於中國的「提倡國貨」。其二,它從人與土地(自然)的關系應和諧共處而延伸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精神,與我國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處。「身土不二」不僅是韓國傳統,還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的具體內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鄉村現代化的意味。);二、20世紀屈辱的被侵佔、被分裂的歷史,使現代韓國人具有強烈的獨立意識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環境——如金大中所說,韓國為美、日、中、俄四大列強所包圍,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資源匱乏的小國(註:李立緒:《韓國啟示錄——韓國經濟危機實錄》,企業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頁。);四、經濟領域內的「漢江奇跡」所賦予的自信心;五、韓國儒教傳統影響(註:中國儒教傳統中,有以道德之有無來作「華夷」之辨的言論,韓國儒教繼承了這種說法,甚至在某些歷史階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國也視為夷。)。
了解這種民族特質或者說民族文化心理現象,對於解釋某些韓國電影現象是非常必要的。這種民族文化特質不是始自90年代的電影振興現象,而是一以貫之於包括韓國電影在內的韓國民族文化當中。
「從20世紀中葉以後的情況就可以看出:在朝鮮戰爭的危機中生存問題成為絕對的問題,從60年代到70年代,國家成為支配性的生產主體,以『民族文化』為中心形成了『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相應地,韓國的現代化就意味著『獨裁下的開發』,接下來就出現了到70年代與80年代為止仍舊是『政治問題』獨佔主導性言論的現象。換言之,60年代以後,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費,而沒有確保其大眾性這種狀況。
「從這點上來看,應該說韓國文化論作為『大眾性消費品』而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具備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進入90年代這一時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就後,『政治言論』的影響力下降,人們有了一點可以說說『文化』的空閑和『自信感』。國際化的迅速進行同時也成為一種壓力,因而對自我與他人關系的設定也越發顯得重要。」(註:權淑仁:《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當代韓國》2000春季號,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61頁。)
漢城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權淑仁教授在《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一文中,探討作為大眾文化研究的「韓國文化論」缺失的原因。筆者借用這段話是想說明:韓國電影作為「大眾性消費品」具備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90年代這一時期。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的出現,正在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圍環境的成熟,和電影產業內部製作、發行、放映諸環節的合理營造——其中電影製作人對類型片的有意識的推進和發展又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
大資本的介入改變韓國電影產業格局
電影資金傳統上有兩大來源,但進入90年代,製片投資發生了兩次大變化,極大程度地影響了電影產業及電影形態。
1.產業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韓國電影工業基本上是以美國好萊塢電影消費市場為演變主導的。1986年韓國電影市場開放進口外國影片,迅速成為繼日本之後的亞洲第二大市場,一年即發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為本土影片,300部是進口影片。其中僅好萊塢和香港兩地的娛樂片即佔70%多(註:全陽駿(韓):《韓國:電影工業、美學、新潮流》,李蓮英譯,《新亞洲電影面面觀》,焦雄屏編,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頁。)。80年代,韓國大電影公司將利潤由對本土電影的投資全面轉向進口好萊塢電影。政府雖然制定了「電影放映限額制」,但好萊塢利用美韓貿易談判的機會,強制韓國政府採取自由化的電影政策。美國電影公司不須經過壟斷進口的韓國電影公司,長驅直入韓國市場。
忠武路(註:忠武路是漢城市中心的一個地名,上世紀20年代韓國電影開始以來,主要電影製片公司和主要電影院都集中於此,既是韓國電影的搖籃,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韓國電影製作方的代名詞。)是自20年代以來韓國電影製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以中小資本對抗好萊塢電影,勉強維持生產。電影資金的兩大來源,一是地方發行人的預付款,二是錄像版稅。80年代末期的「電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電影公司壟斷本土電影的局面,一時間有一百家電影公司成立,活潑多姿,自由競爭,但規模既小,秩序全無,根本無力回天。
韓國的電影文化也深受好萊塢電影模式影響。忠武路電影街製片模式下的商業片,多運用好萊塢的敘事策略,來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悅觀眾,一方面不觸犯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類型基本是通俗情節劇、古裝歷史劇、B級動作片和軟性色情片。
2.大企業涉足電影業
財閥體制是韓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大特色,現代、大宇等等大企業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對韓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樣支持它們對文化事業的擴張。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絕無僅有的高票房電影,1991年是李明世執導的《我的愛,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義錫執導的《結婚的故事》,1993年是創造了100萬觀眾人次的《西篇記》。這三個由新導演創造出的票房神話,賦予了大企業信心。他們相信只要方式得當,投資電影一定可以盈利。
韓國大財團紛紛投資電影業。他們首先買斷版權,繼而染指影院的運營、製作、流通、配送等相關環節,參與步驟比較有序。如三星、大宇、鮮京都從錄像帶的營銷開始,在較短時間內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國外電影公司的錄像帶版權,在製作領域,他們則首先以購買韓國電影的錄像帶版權的方式來參與。
大企業為迎接多媒體時代而忙於興建新劇場或租賃已有劇場。三星、大宇、鮮京和壁山等大企業在大城市裡買入主要電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復合電影院,來形成連鎖的放映系統。以1997年為例,剛剛成立電影事業公司的現代集團就租賃了漢城名寶劇場的5個電影館。
有的大企業則通過與國外的電影公司聯手來進軍電影業。第一製糖公司向美國的夢工場投資三億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亞洲地區版權;並和香港的嘉禾電影公司合作,在韓國設立了JACOM電影製作公司。
大企業的介入對於只有好的創意卻沒有足夠資金的新導演和獨立製片人來說,無疑相當於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製片體系中「論資排輩、熬年頭」的慣例被打破,那些從電影學校畢業或者留學歸來的新導演,獲得了一顯身手的機會,懷才不遇的副導演、商業廣告的導演們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機會。李光熏由此導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國產影片;李民勇導演了《炎熱的下午》——一部風格獨特的女性主義影片。
1994-1996年間,大企業在電影業的投資蓬勃發展,完全激活了電影市場(也為日後的不穩定埋下隱患)。電影製作體系迅速分化,出現了四種不同的電影製作體系:原有忠武路製片方式,獨立製片人制,大企業直接製作方式以及獨立電影。不少年輕的導演和製作人脫離了忠武路製作系統,建立了以導演為中心的獨立製片人制度,如朴光洙製片、企劃時代、張宇錫製片等公司。
大企業都喜歡票房價值高的電影,注重迎合年輕一代觀眾的興趣,對這樣的電影不僅投入資金,並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製作以創意為主的新電影的獨立製片人能夠紮下根來。他們既製作出了相對高投資的商業電影,也促使獨立製作方式的低成本電影向商業領域邁進。這三年間電影面貌為之一新,既有大製作、高票房的動作喜劇片《兩個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劇片《封大夫》(李光勛)、以特技製作聞名的《銀杏木床》(姜齊奎)、科幻片《木槿花開》,也有票房評論雙豐收的低成本之作《時間長久持續》(金應壽)、《豬掉進井裡的那一天》(洪尚秀)、《鱷魚》(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愛》,也有藝術電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張善宇),女性電影如《像犀牛角一樣一個人走》(吳丙哲)、《炎熱的下午》(李民勇)、《媽媽有了男朋友》(金東斌)。大企業的進入,最重要的後果是,直接促成了韓國製片人制度的形成。
3.風險投資進入電影業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大企業自身難保,對電影的投入迅速減少,很多大企業紛紛退出電影業。只有三星是個例外,在1998年投資了6部影片,獲得相當大的成功。
金融危機後,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漸下降,政府積極扶植中小企業。尤其是在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的政策引導下,中小企業逐步開始取代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以高科技密集為特徵的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給韓國以往比較臃腫與僵化的產業結構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業部宣布電影業及相關產業屬於風險投資產業。這意味著電影融資比較容易,並且可以享受減免稅等優惠待遇。風險投資公司迅速占據了大企業撤資後的空缺。他們帶來全新的投資概念,同時引導獨立製作公司製作題材更集中的片子,並加強營銷概念,電影市場日趨專業化。
日信創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資公司。它不僅作投資還充當投資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當優惠:5∶5,而一般大企業都是6∶4。僅在1996年到1998年間,他們投資的電影就有《銀杏木床》《上網》《哈利路亞》《八月聖誕節》《安靜的家庭》《驅魔錄》。
電影政策及電影文化對電影的影響
1.電影政策
電影審查制度
韓國電影審查制度形成於20年代日佔期。八九十年代嚴格的審查制度嚴重阻礙了電影的健康發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電影公映倫理委員會的審查違反憲法。這結束了70多年的電影審查制度,同時提出了新的迫切問題:建立等級分類制度。1998年,圍繞新的電影法(1994年制定的《電影振興法》),年輕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來越大,問題焦點在於等級外電影專用館和電影振興委員會的設立。
對於韓國電影來說,目前的等級分類制度畢竟提供了更寬廣的題材空間和表現空間。《兩個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違法勾當,《美麗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軍事獨裁體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眾遭到鎮壓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兩部影片《黃頭發》和《謊言》(張先禹),因暴露鏡頭被禁,引起廣泛爭議。但是影片經修改勉強通過審查後,卻在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
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朴正熙的軍政府在1966年開始施行限額放映制度,本意是過濾掉西方的某些影響,但在以後的數年中,它卻成了保護民族電影的一張安全網——政府立法規定每家電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體天數後有變化)的本國電影,這就是所謂「電影季節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譯為「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後,韓國國內幾度出現主張縮小甚至取消電影放映限額制度的論調。1998年12月2日,韓國外交通商部提議,參照與美國的雙邊投資協議,從2002年起將106天的限額降至92天。電影界擔心,如果這項提議獲通過,好萊塢洪水猛獸般的商業大片將逐漸淹沒本土電影。由此爆發了一場知名導演、明星發起的電影界大規模遊行示威。1999年6月電影界又兩次舉行示威活動。韓國政府被迫讓步,暫定在本土電影佔有市場40%的份額之前,維持限額制度。
盡管限額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損害韓國電影業的利益——韓國的電影放映量從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產量從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性極強、國家民族特性濃厚的特殊文化產品,電影應獨立於自由貿易協定之外,似乎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已達成一種共識。
經濟政策調控
為振興民族電影,韓國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啟動政策調控。90年代初期為鼓勵大財團進入電影界制定了減免稅收的電影振興政策。1997年後實行抵押版權融資制,比如1998年,國有的電影振興公司為10部電影作抵押版權融資,共提供30億元韓幣。這10部電影其中就有林權澤參加戛納電影節的《春香傳》。第三種舉措同樣重要,即是在1997年將電影業列入風險投資行業。
2.電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簡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眾文化及其他娛樂媒介對電影的雙重影響。流行音樂、電視劇等大眾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觀眾普遍的文化素質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對電影呼喚與支持的一面畢竟大於搶奪電影觀眾的一面。從1995開始,韓國電影文化迎來充滿活力的時期。借紀念電影誕生100周年的機會,進入90年代後一直在上升的熱情終於爆發出來。
1995年3月大鍾獎電影節上放映了7部國外藝術電影。同年11月,電影製作公司「白頭大桿」設立藝術電影專業館,放映了前蘇聯電影《犧牲》、伊朗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橄欖樹下的情人》等國際一流的藝術電影。僅僅《犧牲》一片,在一個月內就吸引了兩萬名以上的觀眾。電影發行商開始注意「藝術電影」商業化的可能。這一年,王家衛的《東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韓國上映,每部電影的觀眾人次都達到十萬以上。同時期開始,電影史上的經典影片通過有線電視進入了千家萬戶。藉助於這些積極的市場引導與開發,以前只熟悉好萊塢和香港商業片的觀眾,對電影的印象和理解開始改變。
大眾媒體開始積極報道電影新聞和介紹電影知識。就在這一年,電影月刊《KINO》和電影周刊《CINE21》創刊,他們把韓國和國際電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種雅俗共賞的方式介紹給韓國民眾。《KINO》目前已經成為韓國最權威的電影雜志。
90年代中期以後在韓國掀起的電影熱演變成一種電影文化熱,韓國各大學相繼開設了四十多個與電影相關的專業。大學里的電影講座擠滿了來自不同專業的學生。韓國國立綜合藝術學院設立了電影學校,購買了完備的電影製作設備。
電影節
在短時期內韓國還舉辦了釜山和富川兩個大型的電影節以及數十個小型電影節。其中釜山電影節至今已舉辦6屆,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之一。釜山國際電影節創始於1996年,由釜山藝術學校、中央大學二校的電影系提議,在釜山電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獲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就達到18.4萬觀眾人次的良好效果。(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4頁。)

在諸多亞洲國家的電影節中,釜山電影節與眾不同的戰略值得重視。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於「非競賽性電影節」,避開了與其他電影節(如國際一流電影節和同時間的東京國際電影節)之間不必要的競爭,而專注於作為亞洲電影展台和展映國際最優秀電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兩項特別計劃。「新浪潮電影」及其扶持制度:選擇亞洲新導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們推向國際舞台,並為保障這些影片在韓國境內的發行放映,給予發行商3萬美元的資助;釜山振興計劃(PPP計劃,開始於1998年第三屆釜山電影節):為有電影製作計劃的亞洲導演和世界級的發行公司、製片人、贊助商創造合作機會,促成合作投資或共同製作或對影片後期製作提供贊助。香港的陳果、台灣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誠、中國大陸的賈樟柯、張元、王小帥等導演都從PPP計劃中獲益。釜山電影節對亞洲電影新人的成長,作出了切實的貢獻。
釜山電影節不僅為韓國電影和亞洲藝術電影提供了製作機會、拓展了電影市場,還和眾多的國際電影節達至溝通,使韓國電影大批進軍國際展台。僅1999年就有80部韓國電影計150次在73個國家和地區參展,其中包括戛納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此外,釜山電影節本身產生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為釜山影視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釜山市政府選擇影視業為戰略產業,組建釜山電影委員會,推動了釜山文獻電影館、數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繼建成,陸續籌建影視信息城、主題公園、動畫片中心,並對與釜山相關的電影行政和財政的支持。(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9頁。)其中包括以釜山為影片背景的《朋友》。
總體來說,電影節最根本的作用在於它成為韓國大眾文化生活中的一個「事件」。與報刊、電視、流行音樂等大眾傳媒一起,它們構築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得以發生、發展的意識形態背景。
3.紀錄片與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紀錄片的發展,是90年代韓國電影界一個異乎尋常的重要現象。截至1999年,韓國年產短故事片300多部,並通過國內外各種電影節上映。
紀錄片
80年代韓國曾出現一批源自大學校園的電影團體,他們標榜「獨立」和「進步」,既反對官方和商業電影,也反對實驗電影和作者電影,而是試圖與進步的文化團體、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拍攝紀錄片,並以錄像帶的流通來代替商業電影發行。
政治動盪的80年代末,他們在政治活躍團體、進步工會、學生會等群眾團體的支持下,製作出了一批反映韓國社會矛盾的影片。「電影製作所」(1987年成立)和「勞動者製作團」(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地下電影團體。前者拍攝的《理想國》(16mm,110分鍾),第一次以劇情片方式處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罷工前夕》(16mm,100分鍾)則是以忠實刻畫工人運動為內容的劇情片,成為獨立電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該片通過校園和工會禮堂自辦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動直升機投擲催淚彈來驅散觀眾。「勞動者製作團」則是進步紀錄片的突破,他們製作了十數集每集1小時的《新聞電影》,專注於韓國工人運動的最新話題。事實上,這些電影團體建立了校園、工廠放映和錄像帶流通的獨立發行渠道。
如果說80年代的獨立影片內容上著眼於工人運動,政治導向上具有強烈的反政府性,價值取向偏於集體價值、共同空間優先個人、日常空間。那麼自90年代開始的獨立電影則遠為多元和復雜,嘗試著以多種方式去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
在紀錄片方面,邊英珠的《囁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戰期間淪為日軍慰安婦的婦女證詞來揭露性暴力和軍國主義問題;李慶順的《蒲公英》(1999)表現一位父親在民主化斗爭中痛失愛子的悲傷和勇氣;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寫一位旅日韓僑的流浪經歷;朴基福的《別管我們》(1999)則以離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為素材,描寫體制和反體制勢力都漠然無視的社會邊緣階層。這些紀錄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訪來引導觀眾,而代之以客觀紀錄的方式來試圖還原生活本身。
導演金東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蹤城市開發區拆遷戶的居住權問題,已拍出《上溪洞奧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們》(1995)和《另一個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個世界》拍攝了拆遷戶爭取到開發區居住權之後的生活,關心的焦點從特權化的意識形態轉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學,其關注的核心問題乃是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認識與溝通。筆者認為,不了解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認識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不可能細致讀解韓國的類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幫片《綠魚》、《搏動》。
短片
短片的繁榮是90年代另一個重要的電影現象。80年代的年均產量不超過50部,而90年代卻達到300部以上(註:南仁英(韓):《差別美學,日常生活的政治學——評90年代韓國電影短片和紀錄片》,(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30—35頁。),其中大部分出自電影專業學生和業余電影愛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資舉辦的漢城短片電影節,既是短片的盛會,也是商業電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資在北京舉辦了DV短片電影節。)90年代後期,韓國短片電影節增多,主要有獨立電影論壇、獨立短片電影節、釜山亞洲短片電影節等,很多韓國短片還參展戛納等大量國際短片電影節,獲得了較好的成績。
韓國90年代的紀錄片和短片具有三個層面的重要意義:1.為主流電影業提供新的電影人才和活化電影氛圍,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並刺激其發展;2.在題材和表現領域上有效彌補了商業影片不敢涉足的領域,與主流商業片互為補充,並成為新的電影美學的催化劑;3.使電影產業和社會文化、藝術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系,平衡著電影作為產業、藝術和意識形態的三重功效,是韓國電影能夠健康發展的深層原因之一。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Ⅳ 去韓國留學電影專業怎麼樣

近幾年韓國電影優秀作品不斷產出,很多同學有了去韓國留學電影專業的想法。韓國電影,韓流文化代表之一,為了學習電影製作、剪輯技術的同學,也都慕名而來。

1、漢陽大學

專業:話劇電影理論、話劇電影實技

韓語等級要求:TOPIK5級以上

核心課程:

電影學入門、演員導演間演出實習、數字電影製作、藝術哲學與思想、演出概論、想像和表演手法、戲劇製作實習、電影導演研究、劇本創作、畢業電影

2、成均館大學

專業:影視學

韓語等級要求:TOPIK5級

核心課程:電影研究討論電影角色分析、電影題材研究、數碼電影與新媒體電影財政預算、宣傳與營銷、企業與娛樂公司、劇本改編、數字視頻合成、視覺效果和CG、視覺效果製作、電影網站、電影音樂

3、慶熙大學(國際校區)

專業:演技電影學

韓語等級要求:TOPIK4級

核心課程:戲劇創作、音樂劇演出策劃、戲劇史、電影史、戲劇表演實習、電影創作實習、紀錄片創作實習

4、中央大學尖端影像大學院

專業:電影製作

韓語等級要求:TOPIK4級

核心課程:表演、劇本編輯、攝影、視頻編輯、視頻製作、聲音剪輯等課程

5、東國影像大學院

專業:

電影影像製作

韓語等級要求:TOPIK4級

核心課程:電影分析研究、數字電影與新媒體、電影影響趨勢分析、劇本實習、劇本改編研究、自由製片人、影片編輯實習、編輯項目實習、電影美術、數字動畫等課程

Ⅳ 一部韓國的電影,講大學的故事,有個情節是男帶女去一個島上然後說謊回不去了還差點把旅館燒了帶有點性的

銀妝刀

劇情類似,請驗證,如果採納請注意回答時間

明珠在一個思想極為封閉的家庭中成長,因此對男性非常抗拒,常常自備一把銀妝刀傍身,以作不時之需。當明珠踏進大學之門後,對周遭的男人就更為抗拒。 吳漢踏進大學已經一年,他對同校女同學明珠甚有好感,更希望能夠追求到她。不過吳漢發現明珠非常保護自己,幾乎沒有方法接近她。與此同時,校中的「阿當與夏娃」King-ga和Ka-ryun跟吳漢說若喜歡明珠則非要她失貞不可……

Ⅵ 一部韓國電影講的是大學教授喜歡自己的學生

《布拉芙夫人》。

《布拉芙夫人》是由韓國希傑娛樂株式會社發行的愛情片,由林弼成執導,鄭雨盛、李絮、朴曉英等人主演,於2014年10月2日在韓國上映。

影片改編古典小說《沈青傳》,講述了一位因性丑聞而被下放到地方任職的已婚教授遇到女主角後無法自拔地陷入不倫愛情的故事。

劇情:

已婚教授學奎(鄭雨盛飾)在破舊的游樂場遇上了當售票員的少女德伊(李絮飾),二人瞬間陷入了慾望的愛河,但就在學奎復職之後,他就狠心地拋下德伊,回到了五光十色的首爾。

8年後,變成惡女的德伊,成為了學奎和他女兒清兒(朴曉英飾)的導火線。學奎已經成為了有名的作家而名成利就,但他的女兒清兒一直認為母親是因為父親而自殺死的,一直放任自己。

而學奎突然患上了眼疾,健康在逐漸離自己遠去。這時鄰家搬來了一名叫世靜的女子,因為學奎的眼睛已經幾乎看不清眼前人,並不知道故意親近自己並且成為了自己依賴對象的世靜,正是8年前被自己拋棄前來復仇的德伊。

不知情的清兒眼見父親又和新認識的女子混在一起非常憤怒。面臨失明的學奎沒有了德伊的照顧就過不了日子,而清兒的嫉妒開始爆發,就在這不平靜的三角關系中,已經成為了家中主導權的德伊終於揭開自己的真面目,要讓學奎失去一切。

Ⅶ 韓國語專業的畢業論文(韓國影視業的現狀分析),大家幫幫忙吧,我現在是一頭霧水。嗨。。。。

韓國電影產業的現狀如何?
韓國的電影歷史可追溯到19世紀末,韓國最初的劇場建於1903年。1920年代和1930年代雖然製作了很多優秀的無聲電影,但到光復之前的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時期,韓國電影的導演們受到了日本當局的嚴格檢閱。

光復之後,開放和檢閱也仍就反復進行。 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當時的政治、社會比較開放,於是製作了相當多的好電影,這些電影中還包括歷史上最優秀的幾部電影。不過,在1973年實施維新憲法之後,加強了政治、社會統制,緊接著韓國的電影產業也陷入了最惡劣的停滯期。進入1980年代,檢閱逐漸緩和,韓國電影的水平也得以提高。但可惜的是,這個時期正是好萊塢電影和香港電影的開放時期,結果韓國電影的市場佔有率就急劇下降。

在1990年代,韓國電影迎來了新的文藝復興時代。雖然國產電影配額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護電影產業的作用,但培育出像朴贊郁、奉俊昊、金基德導演等優秀的電影界人才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韓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也開始得到了認可,2004 年朴贊郁導演的老男人在戛納電影節上獲得評審團大獎就是其中一例。世界在關注韓國電影,連好萊塢電影界也為翻拍韓國電影而開始搶著購買版權。

舉世矚目的韓國電影相當多,從1993年到現在上映的優秀電影如下:

西便制(1993): 西便制乃巨匠林權澤導演的作品,到現在為止,是最受國內外評論家好評的電影之一。該電影講述了板索里說唱者家族的旅程,引發對韓國傳統文化全新關心。

江原道之力(1998):江原道之力是洪尚秀導演的作品,該作品是受到好評的第二部作品,它講述了抱著失敗愛情後遺症的主人公一生的故事,最為顯眼的是以紀實性描寫的方式描寫了他們之間的樸素關系。
生死諜變(1999):生死諜變講述了鎮壓潛入韓國的朝鮮軍特種部隊成員的內容。生死諜變(姜帝圭導演的作品,在美國市場上的電影名稱為「Swiri」)是韓國最首部動作大片,按上映當時判斷,生死諜變的製作費用是非常龐大的。

處女心經(2000):洪尚秀導演如江原道之力一樣,再次展現了坦率描寫的技巧,在這部搞笑片中也使用相同的方式描繪了人際關系。 2004年戛納電影節的「可受關注的視線(Un Certain Regard)」部門上映的處女心經描繪了製片人與畫廊主人之間的不正當關系。這部電影是使女演員李恩宙一躍成名的初期作品。

韓國電影產業現狀分析 ––釜山國際電影節常任主席李庸觀先生講座小記

5月22日下午,釜山國際電影節常任主席李庸觀先生應電影電視系主任路海波老師之約,在我院東角樓角一教就「韓國電影產業的危機診斷及對策方案」方面的內容與電影電視系教師及2004級學生進行了友好的交流。

李庸觀先生是釜山國際電影節常任主席及發起人之一,同時也是韓國中央大學藝術學院電影系主任教授,韓國著名的電影評論家和韓國電影評論家協會理事,他曾經榮獲首爾文化藝術評論家獎,對韓國電影的產業政策、現狀及電影形態方面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而此次講座的主要內容就是與此相關的問題。

李庸觀先生以大家所看到的韓國電影數年來的快速發展為開場,運用詳盡的事實和數據說明韓國電影產業的現狀及蘊藏的危機,並在最後提出了主要對策方案。他首先給大家分析了近年來韓國電影產業的現狀。從影片的上映數量、觀眾數及本土票房的佔有量等數據的對比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呈增長狀態的趨勢,但是李先生從投資回報率、出口數及製作經費等方面作了更進一步的講解和分析,讓同學們更深一步了解了韓國電影產業存在的危機。接著,李先生提到,改善電影產業的不同流通階段的構造性問題從而形成再投資構造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又談到了韓國電影產業的構造性問題。李庸觀先生對「關於製作資本和劇場資本分離」以及「關於文化電影(藝術·獨立電影)配額制」兩方面的研究進行了詳細的講解,使同學們對於構造性問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之後,李庸觀先生提出,既然發現了韓國電影產業所存在的危機,那就有機會在更惡化之前找出相應的對策以化解危機,即「危機就是一個機會」。他從三個方面提出了有效的對策:一是通過改善投資環境、提高投資回報率來打造韓國電影的安全製作環境;二是從投資––製作––發行––上映各階段引導電影產業的構造合理化;三是進一步進行附加市場的開發以擴大電影市場規模並籌備持續成長基盤。李先生還對這三方面的建議進行了詳細的解說,使同學們更容易理解三個對策將對韓國電影產業所產生的影響。

講座的最後,很多老師和同學就釜山國際電影對於年輕創作者的一些計劃以及中國電影、電視劇在韓國的上映、播出狀況提出了很多問題,李先生都給予了詳細的介紹和回答。

此次關於韓國電影產業的講座,使同學們增長了很多關於韓國電影產業的知識,對於韓國電影產業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了解。整個講座過程中,同學們都非常認真,表現也非常活躍,表現出了對韓國電影產業的關心。

李庸觀先生最後表示,此次與同學們的交流非常愉快,希望各位同學能加入到釜山國際電影節當中去,為亞洲電影盡一份力。

韓國影視業這幾年為何能迅猛發展

當韓國導演姜帝圭1999年耗資350萬美元自編自導《生死諜變》的時候,業內人士普遍為他捏了一把汗。這個時期,亞洲金融危機後遺症仍然留存,以往支撐韓國電影的韓國工業巨頭們,出於企業集中產業優勢發展的需要,紛紛剝離了下屬的電影公司。而韓國電影的市場與票房,也被一系列好萊塢大片所霸佔。然而,姜帝圭的這部影片,最後的票房、錄像帶和出口三項收入竟超過了3500萬美元,突破了當時韓國有史以來最高的票房紀錄,打破了由《泰坦尼克》保持的票房霸主地位,被韓國人稱為真正意義上的本土大片。

《生死諜變》的成功,將韓國人民對本土大片的信心提到高點。2004年,姜帝圭執導的另一部影片《太極旗飄揚》又一次打破紀錄,獲得了5600萬美元的票房收入。

從《生死諜變》到《太極旗飄揚》的這幾年間,韓國電影取得了驚人的成長,「韓流」在世界各地迅速風行。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倪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韓國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電影產業大國。

倪震教授說,韓國政府給予電影產業發展在經濟、政策等多方面的推動和支持。從早期鼓勵國內非電影產業的大企業、大集團,如現代、三星等投產電影業,到後來對中小企業投資和獨立製片人的鼓勵,使韓國電影人在獲取資金方面渠道眾多。金大中總統在任時,廢除了《電影審查法》,從政策上給韓國電影百花齊放以沃土。

韓國電影走的是一條典型的商業路線。通過投資方、觀眾、製片方、發行方及院線的反復運作溝通,出產了一批票房價值高的電影。

「韓國電影一般描寫的是『典型環境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物件』,沒有多餘的雜質,構思新穎、取材巧妙,同時給人留下很多的想像空間。」從事媒體工作的張婉怡是韓國電影的忠實擁護者。

倪震教授表示,目前韓國電影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導演群體人數眾多,更換很快,給電影產業不斷注入新的生機。隨之出現的體制現象則是「獨立製片人制度」,中小型電影製作公司如雨後春筍般遍地而起。而中小型公司繁榮的背後,一個重要的支撐因素就是融資渠道的多樣化。

倪教授介紹說,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韓國電影投資找到了很多新的辦法。特別是民間吸納資金能力得到了極大增強,中小企業和風險資金投資踴躍。有統計表明,目前韓國每年出產的60部左右的電影,分別由當地30家左右的電影製作公司投產製作。這些製片人早期大多通過銷售發行權和版權獲取投資。之後則主動向一些風險資金和大企業拉投資,或向銀行貸款、抵押版權融資。最近兩三年,甚至出現了通過互聯網募集社會資金的情況。比如大獲成功的電影《我的老婆是大佬》就是通過互聯網融資,籌得了280萬美元的拍攝資金。這樣大膽而活躍的融資方式大大活躍了製片機制,同時推動了國民的電影參與意識。

與此同時,韓國政府也適時開辟了多個投資基金管理機構,比如韓國電影委員會(KOFIC)等,為林林總總投資電影的大小風險投資基金提供系統專業的指導、管理和服務。這些基金為韓國電影業發展打造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據了解,目前各種渠道的電影投資基金總額超過了1.5億美元,充沛的資金讓韓國電影有能力引進好萊塢的先進製作技術,同時也大大促進了韓國國內的影院建設。

現在,韓國電影融資又出現了新的趨勢,也就是時下最流行的IPO——到證券市場上上市融資。姜帝圭的電影製作公司不久前剛剛在漢城的高斯達克市場上市,為他的下一部影片融資。

與之相比,在融資方面,我國電影行業起步稍晚,1995年以前只有16家國有電影製片廠擁有影片出品權。盡管近年來政策逐步開放,但由於電影市場尚不規范,投資回報率較低,因此製片人在融資拍片方面相對困難較大。社會資金、民間資本的進入明顯不足,融資方式相對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