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果導演的電影

⑺ 陳果的電影《去年煙花特別多》演的是什麼呀

《去年煙花特別多》
標簽： 劇情 導演： 陳果 演員： 何華超 李燦森 谷祖琳 上映： 1998年12月31日 香港
1997年維多利亞港上空的煙花有五次之多，農歷新年煙花，青馬大橋啟用煙花，英國人撤離香港煙花，香港回歸大陸煙花及國慶節煙花。影片以多煙花，多雨的夏天為背景，家賢和他的五個戰友都是因香港回歸而退役的華籍英兵，人到中年，生活失去依靠，前途渺茫，顯得落落寡歡，他們當中有的去政府部門工作、有的當了香港大款、有的在失落的日子裡一蹶不振。於是組織起來搶劫銀行，遇到同是打劫已得手的匪徒，雙方火拚。中間穿插男主角與黑社會大佬女兒的感情糾葛。

⑻ 三夫評價怎麼樣它為什麼能拿金像獎提名

《三夫》這部影片的評價還是很不錯的，之所以能夠獲得金像獎提名，是因為這部影片的情節看起來比較符合當時的社會風氣。而且也映射出了大部分小人物在對待生活的那種無奈，具有比較深刻的寓意。

在這部電影的最後幾段，我們可以看到色彩從屏幕上消失，美麗的黑白圖像看起來像過去的明信片。在最後一幕，在大陸與香港之間新建的橋旁，微妙而含蓄的色彩，使不確定的道路變成了整個影片的焦點。

⑼ 陳果電影的藝術特色

從「城鄉對照」到「國際視野」的中國外望
陳果的「九七三部曲」（又稱「香港三部曲」）——《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及《細路祥》，以探討香港九七大限前後的社會現況（尤其是下層人民）為主線，透過「幼、青、中」三代不同觀點來詮釋弱勢社群在歷史洪流中的生活轉變。跟著，他又著手處理「妓女三部曲」（又稱「回歸三部曲」，目前只拍了前兩部，分別是《榴連飄飄》及《香港有個荷里活》），以反思回歸後中港兩地關系為題材。
《榴連飄飄》及《香港有個荷里活》的妓女都是來港「討生活」的大陸人，既然陳果以「妓女」為題材寫中港兩地關系，「妓女」也就成為一個地域性坐標，代表了中國大陸的席位；而香港同時亦以「嫖客」身份，與她展開了「肉體」的關系，純粹以金錢作交易，有別於一向以來的母子親情。可見，陳果是有意想像中港兩地互相對望的身份：兩者都是慾望（物慾與性慾）的化身，只容「肉」欲的交易。可是，兩部電影的語調和敘事角度卻都完全不同：一個麻木沉重，一個快樂無憂；一個聚焦在妓女身上，一個散焦在妓女與眾嫖客身上。
（一）回歸的悵惘
《榴連飄飄》最為人稱道的，是妓女在中港兩個時空下的生活對照及內心掙扎，當中尤以「又臭又寶」的榴連作香港的象徵，觀照生活的茫然。陳果是一位觸覺敏銳的導演，看到國內妓女由被動到主動的慾望探進（即由二奶村的「守株待兔」式推銷手法，發展到持「雙程證」南下，霸佔香港本土的黑市性服務市場），眼光明顯有所推拓。但《榴連飄飄》的視野則較為保守，仍是停留在70年代以來「城鄉對照」的模式1之內：香港只是一個賺錢的「臭」城市，國內的老家才是最美的地方。可惜老家的美，亦只停留在校園回憶之內，生活只餘下老去的想像、慾望的呼召及前路的茫然。
反觀《香港有個荷里活》則較有時代感，能緊貼全球化都市生活那快速消逝的節奏，應驗了阿巴斯（Ackbar Abbas）的「消失」預言2（甚至還超越阿氏預期的速度）：當電影公演的時候，大磡村已被清拆掉，觀眾根本無可能看到大磡村的真貌，只能透過影像來想像、重構它的存在。不過，電影那狂歡與調侃的效果，卻致力於淡化歷史的錯失感（Deja Disparu），完全擺脫了《榴連飄飄》的埋伏。
陳果一改以往寫實的作風，以黑色幽默的手法拍攝《香港有個荷里活》，營造出許多輕松惹笑的效果。石琪將本片喻為「陳果的《西遊記》」實是非常貼切：「有肥豬族、瘦皮猴、狐狸精和牛魔王，還有『西天』荷李活，不乏趣怪靈感」3。本片更見陳果在拍攝形式方面的突破。當然，有形式也不可以沒有內容，何況陳果絕對不是「調笑完事」那類導演。
（二）三刀兩面的本領
《榴連飄飄》的小燕雖有女性自主（主動來港當娼賺錢），但仍必須依靠「馬夫」的幫助，在另一個勢力圈內討生活。但《香港有個荷里活》的東東已跳出這個被支配的領域，自己主動在互聯網「推銷色相」，主動在大磡村「找生意」，更與流氓律師合作（勾結），大肆恐嚇騙財，還會「聘請」童黨執行「暴力處分」，處事乾凈俐落，完全反過來控制「大局」。但奇怪的是，觀眾所「看」到的東東似乎只有純真、樸素、青春、友好、排難、解救等性格面貌：如她與阿細（小肥仔）的友誼，她在朱家盪鞦韆的童心，燃點朱家父子生活的樂趣（盪鞦韆及揮舞紅布），「仗義」幫助流氓律師免費解決性需要等；而她較為負面的「形象」，充其量就只有色誘男性這一面。至於電影下半部分所呈述她那丑惡虛偽時，都必須在她「缺席」的時候才可以發現她高高在上的女魔頭「席位」。一般影評或影片介紹，大多把本片的妓女形象簡單化為「魔鬼與天使」、「唐僧與蜘蛛精」的合體，而忽略了陳果在處理這兩個不同面貌時的影像時空。
若陳果真是以「妓女三部曲」探討大限以後的中港關系的話，他會否也暗示了中國大陸或國內人就如電影中的東東一樣，只在人前展示（強調）美好的一面並致力掩飾（或延擱）其背面所滿布的黑暗？現實里的中港經貿活動，似乎也時有相關聽聞，如國內的假米假鹽（還有許多偽貨），房地產的欺瞞（購買國內房子後竟會被「移牆削地」）等。若影評人依舊批評陳果的電影只鍾情於「對低下層的情意結，有時會自我沉溺於陰溝」4，則似乎仍未能看到陳果電影的多元性，尤其是他那技巧的進步和視野的拓寬。陳果曾謂「可能有人以為我將大磡村與荷里活廣場扯在一起，是想講貧與富，其實不是，我反而將『性』放在首位」，所以電影才強調一種鐵銹色（大磡村鐵皮屋所獨有的生銹色調）和火紅色作基調5。「性」，其實都是「慾望」的化身，正如經濟貿易的爾虞我詐本屬常事，最重要的還是「貪」者上釣。
（三）出走的欣悅
電影畫面所呈現的色澤對比以鮮紅及鐵銹色為主調，總給人原始的感覺。無論是燒豬的紅、爐火的紅、衣履的紅、布幔的紅，在大磡村的鐵銹之下，男女情慾都在不斷燃燒。但奇怪的是，一切的慾望幻念都沒有交流，只依循著線性的發展，更且是循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推進：男性對女性有無盡的原始性慾，可女性卻只記存西方「荷里活」的烏托邦夢想6，各人停留在自我封閉的慾望空間。在熊熊慾火之下，陳果所呈述的中港關系又再向前推進了一步：原來在中港以外，還有個西方「荷里活」之鄉！
東東與阿強的第一次性交易，選點在大磡村旁的渠道里，兩人都各自尋夢，擁抱自己的性高潮：男的雙腳雖浸在溝渠的污水內，仍只顧耽溺在性慾快感之中；女的雖張開雙腿擱在溝沿上，但眼睛從不離開「對岸」居高臨下的荷里活廣場，心裡彷佛充滿了想像的期盼。事後，她更牽引阿強到斜坡上仰看這夢中天堂，把烏托邦的理想投射到廣場上的五幢大廈（屋苑名稱是「星河明居」），彷佛一切也在自己的五指山內。「荷里活」的空間錯置本來是為港人而設的，可現在竟成就了異鄉人的夢想，由空間錯置的領域，延伸至精神層次的范疇。那麼，在陳果的視野下，東東的荷里活夢想是否也寓言了（揶揄了？）中國在另一新世紀的開初，仍緊抱西方文明進步的現代性迷思？反觀存活在中西大國夾縫間的香港，又一次再現「他」7昔日的雄風8：無論在任何時間線上，「他」仍舊是一個運輸港口、一個中轉站、一個過渡的空間。事實如此，也只能如此。正如阿巴斯論及的「港口心態」（port-mentality）一樣，海港里的一切都是短暫的、浮動的9。
在電影中，我們可以經常從大磡村的角度仰視高聳的荷里活廣場，這種「一高一矮」的懸殊對比效率，許多評論者都認為是暗示了權力分配的情況，但陳果所呈述的效果顯然功力不夠，似乎絕無深化此兩極之嫌。與其說本片表現出導演對香港最基層的關懷，以及貧富懸殊的差距，不如說導演可能是用了不同的視點，來呈述各人對荷里活廣場的「態度」。綜觀一眾大磡村的居民，似乎並不在意大型樓盤的存在。電影鏡頭無論是俯視大墈村還是仰看廣場，大多從東東的視點出發。東東所「看」到的荷里活廣場跟想像中的荷里活一樣，絕對是美麗的，這點我們不必置疑。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陳果的鏡頭下，「大磡村」對「荷里活」的仰望並不帶任何輕蔑的態度，相反地，還帶有幾分仰慕的神情。借用石琪的《西遊記》比喻，要到西方「荷里活」取經的只有東東一人，其餘的「豬八戒」與「馬騮精」充其量也只是「陪客」，就算有所想像，也只是將個人慾望投射在東東的身上，實非理想的追求，更遑論「西方」對他們的吸引力了。東東在朱家盪鞦韆一幕便是最好的證明：她把鞦韆盪得高高的，彷佛對面的荷里活就是她夢中追逐的遠景，及後朱父與阿明雖同樣有盪鞦韆的快慰，卻皆是因為得到東東身體的「救贖」而重拾青春的活力，泛起生活的漣漪。
從「九七三部曲」及「回歸三部曲」的命名，足見陳果的作品有意作歷史文化的省思。巧合的是，陳果的「香港三部曲」都是寫香港男人「失勢」的故事，而「回歸三部曲」是寫南來妓女「自主」的故事。細看《香港有個荷里活》，陳果似乎並連起這兩個大主題，交織出這班弱勢「男群」如何被強勢「妓女」玩弄和壓迫的命運：他們最終不是被劫、就是被斬，完全被「閹割」掉男性的能力，只能滯留在行將毀滅的大磡村內，等待清拆的來臨——男性仍被關在牢籠里等待處決。若然陳果真想透過電影「觸及轉變中的香港」面貌10，《香港有個荷里活》又會否呈述了香港回歸後那不男不女的殘存容妝，只剩下一片頹垣敗瓦的景象？
到了充滿光明希望的彼岸，然後……
魯迅認為娜拉走後除了死亡之外就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回歸，一是墮落（當娼）。妓女東東到達那風光明媚的美國荷里活後，又會怎樣？
中國在上個世紀末才開始改革開放的道路，社會瞬間進入現代化的高速發展。踏入二十一世紀，全球一體化鬧得熱烘烘，隨著中國加入世貿，中國足球隊第一次打入世界盃決賽圈，中國美女第一次當選環球小姐三甲，中國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等叫人振奮的「歷史盛事」，中國的「西方飢渴」愈見清晰和強烈。中國走向世界，或與世界接軌的同時，這種不斷引進式的狂飆狂潮，似乎為世紀末／世紀初的虛空氣候，增添了許多希望和期盼。但吊詭的是，經過了一個世紀的現代性進程，中國會否如周蕾所言，仍患有「對進步和革新的持續迷戀」的「神經性病症」11？
面對這樣一個歷史的變化，香港究竟應採取靜默觀望的態度，作一個超敘述層式的評價、揶揄？還是像陳果一樣幽默自娛一番？《香港有個荷里活》雖戲耍了荷里活夢工場，可是面對它所呈述的歷史、文化與身份，相信我們沒有可能無動於衷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