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台灣八十年代有哪些電影
1981年侯孝賢拍出第一部長片<就是溜溜的她>，他獨樹一幟，大膽運用長鏡頭而造就出的獨特視覺風格，後來則成了他電影作品的一項重要標記。隨後他又推出了<在那河畔青草青>（1982年）他在這種復述青春與童真的過程中，他仍然沒有放棄其慣有的長鏡頭視覺模式，悠長而沉悶，所以並沒有人給他下過一個肯定的結論。而到了1984年則有了轉機，隨著他拍攝技術的日臻完善，作品<風櫃來的人>推出後，使他獲得了空前的好評，此時輿論界才算是首肯了其固守的電影藝術表現形式，一些國際國內的獎項，也給他的事業帶來了巨大的轉機。
<風櫃來的人>所呈現的是一個平靜、悠閑的漁村景象，主人公阿清和同伴們成天無所事事，他們看白戲、賭博、逞勇鬥狠。終於有一次，他們把事情鬧得太大，而被警方懲戒，於是結伴離開風櫃——這個澎湖列島中的一個小島，他們棲息的家，來到了光怪陸離的高雄，一切都變了，他們對這個城市感到茫然、陌生、焦慮和恐懼。在兩種生活狀態的切換中，侯孝賢的想傳達的心緒是不言而喻的。
對於孩童和少年時代的那種幻夢般的執迷，是這個時期侯孝賢電影的一大創作特點，即使是一些細瑣閑雜的小趣，他都會以一種近乎偏執的距離和角度，去傾注自己情懷與關注。希望——失望，失望——希望，那種沾染著稚氣面對著成長體驗的情結，成為他早期作品裡最重要的基調。也正如他自己所體驗的那樣：「莫如一個俯瞰人世的旁觀者。溫暖，但帶著距離，所以更需要絕對的清醒。」
從<兒子的大玩偶>（1983年）中對寵溺嬌縱的享受，到<冬冬的假期>（1984年）里對自然與社會、生活與現實的初步領悟，侯孝賢總是在利用著孩子們的視覺與思考，來發掘並且披露現實生活背後的一些創痕與陰影。充滿了彷徨與無奈的歲月里，人們已經越來越習慣於拙劣地過活，然而孩子們卻是無辜的，他們的眼睛中居然也衍生了不知所措的神色。人們都在找尋著奔忙下去的理由，那麼又有誰來為孩子們解釋清楚，那些他們根本看不太懂的林林總總，究竟都是在為了些什麼。
<童年往事>（1985年）中，這種微妙的情結仍舊在繼續著，不同於以往的是這種情結似乎已經有所依託，其實這種依託的端的和源頭，則更多是來自於他自己一些成長經歷。又是一個兀長的鏡頭給過來，我們看到那少年（侯孝賢）精赤著腳站在芒果樹下，整個街道非常寂寥。遠遠傳來腳踏車吃力輪轉聲，聲音如此微弱，分不清腳踏車從哪裡來又要往哪裡去。樹下面是一個獨立世界，有人出來轉一圈，一會兒又不見。坐在樹上的少年侯孝賢清醒地感受到微熱的風，安靜的蟬聲，人的活動 。他突然感到寂寞。好像時空整個凝結在那裡……
我們在<童年往事>里，看到的是自己幼年時候玩耍過的游戲，蹲在門口等大人回來的經驗，吃到一根雪糕的喜悅……這些瑣碎的、平淡的，似乎只會吸引小孩子的情節累積起來，漸漸地打動了我們身邊每一個人的內心世界。
從<戀戀風塵>（1986年）中的顧盼與滯等，到<尼羅河的女兒>（1987年）中的徇徇不羈與突然死亡，我們忽而發現了侯孝賢對於愛情觀念的一種決絕與虛妄。而<<悲情城市>（1989年）的涌現，就已經把他那決絕的哀與樂、生與死的情結，完全地超越了童真與愛情的零碎表白。故事中再現了那個幻滅的時代，男與女、大與小、老與少，都混沌在一種從無奈到絕望的狀態里生存著。與其是說那個令人痛至決絕的城市充滿悲情，莫不如說是人們對自己命運與前途的焦慮與絕望，生離——死別，死別——生離，或許在這種傷情的故事裡，唯一能令人暢釋心胸的畫面，也只有那長鏡頭下的遠山近水……
陶醉在長鏡頭的古典寫實形式，或許會是侯孝賢今生今世都無法放棄的情懷，而對於現實生活與田園野趣的執迷，也源自於其寫實個性下的完整經驗。而楊德昌的電影作品也在秉執這種特質，但是他這種寫實的特質卻與侯孝賢的鄉土田園氣韻截然相反，他把故事的觸角牢牢地扎在了台灣城市的最深處，總是在揭批著那些披著改良外衣的生活與人性，揭開人性最卑微、最晦暗、最陰冷的最底層。
與侯孝賢一樣，楊德昌的電影作品也啟始於那些孩提時代的意趣與感悟。在最初<光陰的故事——指望>（1982年）中，他並沒有過於偏執地堅守批判與懷疑的態度，而僅只是對於懵懵懂懂的青春，作了一次最委婉、最淺顯、而又是最單純的解讀。女中學生淡淡的相思，在含蓄和緩慢的畫面中給予呈現，既沒有傷害，也沒有沖突，只有那留存在記憶中的一幕幕可供回味的瞬間，在細膩的囈語聲中向你委婉道白。道白這無奈的青春，體會這「光陰的故事」。
在隨後的<海灘的一天>的創作中，這種天真、爛漫的情懷忽然原離了他的視線，一股迷惘而空虛的落寞情結，彌蓋了他對愛情與生活的幻夢與憧憬。故事的調子飽涵著沉重，那種原離了生活環境，而又揭示著現象的側面寫實，把一種對人性的懷疑推到了觀眾們的面前。身在那個物慾橫流的年代空洞而虛偽的社會環境下，人際關系足逐漸變得疏離、冰冷，任何情感與允諾都顯得無比蒼白而毫不可信。這個疏離、冰冷的人際關系鏈條，緊禁地捆綁著彷徨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每一個年輕人，愛沒有了希望，恨也就無所謂痛快，生活自然而然地也就被擱置到了一種更加極端、更加邊緣的狀態。
這個疏離、冰冷的人際關系發展到<青梅竹馬>（1985年）與<恐怖分子>（1986年），則成為更教人恐懼悲觀的軟弱道德行為，大都會五光十色的物質環境，只會更加劇這些個人的絕望與無助。<海灘的一天>畢竟在劇終時成就了兩個獨立而成熟的女性，而到了<青梅竹馬>和<恐怖分子>，死亡、空虛的概念卻展開了更為悲觀的結論。到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年），更是延伸了<恐怖分子>的社會敗德和軟弱人性的「共犯」控訴。小四的殺人行為，被拓寬為六十年代台灣社會的封閉，以至於對純潔、真誠的扼殺。如此看來，若說楊德昌是一位當代台灣社會道德觀察省思者，也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