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華納兄弟將推出一部電影《中國藝術品大劫案》，電影內容和什麼有關
隨著我國國力的日漸強大，我國於1840年以後被西方盜走的文物也開始陸續返回祖國，最有名的莫過於去年12月賭王何鴻燊委託其愛女向圓明園捐獻了他花巨資購買回來的大水法前的馬首。圓明園作為萬園之園，十二獸首還是非常有名的，尤其是經過成龍的電影十二生肖渲染之後，更為廣大國民所熟知。1860年，英法聯軍洗劫了圓明園，一把火將其燒為灰燼，把其中最值錢最有名的文物全部帶到了英國和法國，在英國，中國文物所稱最多的自然是大英博物館，而在法國大部分文物都藏在了楓丹白露宮中，這是法王的行宮，佔地面積超過了故宮。
這20件寶貝多是第2次鴉片戰爭中法國人從中國圓明園掠走的稀世珍寶，像景泰藍麒麟、藏傳佛教禮器金曼扎等為其中的代表文物。該案已經過去整整6年了，法國警方仍沒有任何線索。華納電影公司拍攝此電影的目的也是為了讓全世界人民知道中國國寶已經流失，希望世界各地的熱心人能夠知道中國文物具體的失竊情況，以期能夠提供破案線索。
② 中國的藝術電影
中國藝術電影悲哀嗎？悲哀！
中國觀眾悲哀嗎？悲哀！
有許多優秀的中國藝術電影完成了製作以後，被主流院線「抵檔」在票房門外，個別有良心的影城每天充其量排上三、五場，作為「試驗性」的放映，也不敢把「黃金時段」投放在這部影片上。於是，這部影片當然地、自然而然地「犧牲」在市場之中了……由此，投資人怕怕，發行人也怕怕，乾脆改走「數字電影」路線，《求求你表揚我》、《向日葵》等等，棄膠而逃，都一命嗚吁了。那廂里，正版影碟成了正式的出版（放映）的天堂，以碟片的名義捍衛起這些影片與觀眾見面的神聖使命。善哉，我的愛好電影的朋友們，你們持著幣，除了去賣碟片外，就只有去上網下截BT版來看了。他們信誓旦旦地要保衛地方電影院的行動落空了，你說這能不悲哀嗎？
這個看似正常的、又無法非議的市場「游戲」漸漸地杜絕了中國藝術電影的本來原色，中國電影市場想越做越大，路子卻越走越窄。當一切有價值的、能承載中國電影內涵和外延的藝術力作被院線排擠在外面，因受拷貝限制被杜絕在放映市場之外時，中國電影放映市場在失魂落魄，我們把一些代表明天希望的電影國粹攆上了街頭、淪落為乞丐，你說說，這難道不是中國電影的悲哀么。從《小城之春》（重拍）到《可可西里》，再由《紅顏》到《向日葵》，這之中有叫得叮當響的大導演，也有大批當紅影星，他們共同鑄造的作品難道就沒有了追求的價值？他們就那樣沒有市場？他們就只會玩屬於個人的「陽春白雪」了嗎？這真正是創作者的錯誤？或是觀眾的失誤？或者乾脆說，這類作品天生不逢時，他們在這個時代不受群眾歡迎。
但是現實情況是，從專家到觀眾，他們一些看過這批影片的人都一致說好。還有大量的大學生為之喝采，有的片子在國際上是拿了獎回來的，這些片子質量沒有問題，不在市場上放映責仼應該不在影片製作的本身。之所以出現這種尷尬現象，可能是由於我們現階段處於市場開拓的蠻荒階段。票房第一，成了雷都打不脫的規矩，按照這個規矩一年斃掉幾十部、上百部不上座的影片是很輕松，這其中也當然包括要誤殺掉數十部優秀的國產的有品味的電影。這真是一對矛盾啦，一方面鐵桿影迷希望一年看上幾部能烙上記憶的優秀國產影片，另一方面發行方拿到這些優秀影片真不知道如何投放發行，人為的發行瓶頸就此產生了。
其實想來這社會現在也有些浮躁，觀眾大多也不例外。如若真正要做大這種影片，恐怕也有很多困難。搞電影的人想賺錢，當然不會理會賠本的賣買。中國電影時下的金山銀礦還沒有顯露出來，製片人還在想著怎樣去挖開這個金礦，做市場者卻在中國幼稚園式的院線制下，拚命地圈著土地，到處都在燒荒、又到處都在打造新的院線連鎖，一時間中國電影的經營策劃的精英們顧不過來，那裡會有功夫理會風險頗大、又費力不討好的中國藝術電影的這塊「包穀巴巴」。除非，有一天當這個電影賣買做得都找不到那裡下手的時候，也許這國粹才有發現的必要。
③ 中國著名女畫家，黃蜀芹導演的電影《畫皮》講述了其生平
畫魂
導演: 黃蜀芹 (Shuqin Huang)
編劇: 劉恆 (Heng Liu) / Min Anqi / Shi Nan
主演: 鞏俐
上映年度: 1993
製片國家/地區: 中國 / 法國 / 台灣
民初女畫家潘玉良的傳奇一生。
潘玉良原是江南的妓女出身,對繪畫獨有天分，卻無人賞識。
一次機緣讓她認識了蕪湖海關鹽業總監潘贊化（爾東升飾），隨即被納為妾。她隨潘贊化到了上海,因為見她喜歡繪畫，潘贊化介紹了專業老師讓她學習，從此開始了學畫的學生生活。
其後由於潘贊化的正室的介入讓原本感情很好的二人漸漸產生了矛盾。她於是留學巴黎,漸漸成為國際著名的畫家。上海美術學院校長劉海粟觀念開明,請她回國任教,不料學風開放的歐洲與國內藝術界的情形大相徑庭。一心為藝術的潘玉良被保守的知識分子們指責為「妓女藝術家」，抨擊與阻礙她教授的人體畫藝術......
潘玉良，1895年6月14日出生於江蘇揚州。她本名陳秀清，後來被親屬收養，改姓張。她兩歲的時候，父親和姐姐相繼病故。8歲時，母親也在貧困交加中去世。於是她成了孤兒，開始和舅父生活在一起。她的舅父是一個出了名的賭棍，一旦賭輸就常常對她拳打腳踢。沒有愛的童年生活是暗無天日的，沒有絲毫的快樂可言。13歲那年，她那沒有人性的舅父為了積聚賭資，將她騙到安徽蕪湖，賣給那裡的妓院當燒火丫頭，不久被迫賣藝，易名張玉良。在妓院里，她開始學吹拉彈唱的技藝，學唱京戲中黑頭、花臉的曲調，這些都為她後來擁有的良好藝術感覺打下了基礎。
整個妓院的氛圍是女性化的，權力的主導卻是男性。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出賣靈肉的女子們只能一味地溫順，而從小的苦難再加上生活的窮困，使玉良過早嘗遍了人間的酸苦，也使她的性情格外剛烈、倔強，堅決不拿自己的身體作交易。因為拒絕接客，她逃跑過10多次，甚至毀容上吊過數回，卻依然無法擺脫這個遭人唾罵的陰影。她知道當妓女不是自己的錯，一切都是險惡的人世所帶來的，她孤寂的心強烈渴望著開始另一種清新的生活。
終於，4年之後，命運向她伸出了慈愛的手。一位改變了她一生命運的男人——潘贊化走進了她的生活。
潘贊化當時是蕪湖海關監督，他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是同盟會會員，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他是那個時代多餘的人，對於功名利祿他毫不上心，只嚮往有一個家，一個安定的、平和的生存環境。他曾參加過雲南起義，極力宣揚自由時代的可貴，但自己的生活卻總是事與願違。矛盾痛苦中，他來到青樓之地放縱自已，卻被玉良的身世和才情所打動，二人相知相愛並相惜。他最終用重金將她贖出。為表達對他的知遇之恩，玉良便將潘字冠在自己名前，改名叫潘世秀。
1913年，由惟一的來賓——當時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證婚，她和潘贊化在上海成婚，從此成為他的第二位夫人。
投身藝術
上個世紀20年代的上海，是一個政治上動盪不安，文化上變化多元的城市，舊與新，地理與人文，商業與文化都極發達。
成為年輕少婦的潘玉良由於出身的卑微，常遭到潘贊化的原配夫人的惡語相向。潘夫人是一個裹著小腳的舊式女人，極為陳腐，對於這個突然闖入她的生活、與她爭奪丈夫的女子，她睚眥必報，寸土必爭。因此，雖然衣食無憂，玉良卻成天悶悶不樂。她對平靜、陳舊的生活感到索然無趣，對常常需要的忍氣吞聲感到不滿，她嚮往做自己喜歡的事。於是，家務之餘，她開始跟從潘贊化學習讀書識字，有意無意間接觸了許多藝術家，也接受了許多新的思想。
她天資聰慧，對色彩極其敏感，求知慾和上進心很強，在學習上進步得很快。1917年，在潘贊化的鼓勵下，她跟隨他們的鄰居，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師洪野學畫，開始了藝術啟蒙。第二年，她又在他的建議下，報考了該校。入學考試時，她的成績最好，可當時美專的教務主任考慮到學校因為人體模特風波已經受到社會各界的攻擊，若再接受一個妓女出身的女子，可能會把學校的牌子砸了，就沒有錄取她。贊賞她的校長劉海粟得知後，連忙拿起毛筆趕到榜前，在第一名的旁邊寫了「潘玉良」三個大字，並親自通知她被錄取了。就這樣，她改名潘玉良，進入專業學校，師從劉海粟、王濟遠、朱屺瞻等人，接受傳統藝術教育和素描、速寫、色彩寫生等基礎訓練，開始了她布滿荊棘、歷經磨難的藝術之路，成為中國最早進入專業美術學校接受正規教育的藝術女性之一。
她很珍惜這難得的機會，十分刻苦勤奮，因此常受到教師們的鼓勵。在這些具有開創精神的新一代藝術家的教導下，她認識到生活原來是可以更加高遠、更加自由、更加自我的。她這樣描繪自己當時的心情：「不止一次地從夢中笑醒。」
她的優秀很快招來了別人的妒忌，有人開始故意探聽她的身世並四處散布，頓時，污言穢語漫天飛揚。據說，還有一個富家小姐竟為此退了學。然而，潘贊化一如既往地支持她。這種救助和支持，與其說是出於個人的感情，不如說是出於一種信仰和道義。他一向開明，主張男女平等，曾有人悄悄告訴他「潘玉良常和男同學出去寫生」，他聽了不以為慍，反而明白表示支持她這樣做：「男女社交公開嘛！」 這對她是難得的理解。
正是在這種無條件的支持和理解下，1921年，她以優異的成績從上海美專畢業。恰逢當時留法勤工儉學興起，為了使她擺脫這個令人窒息的為封建勢力所包圍的惡劣環境，當然，也是為了讓她藝術上有更大的長進，導師劉海粟建議她去法國深造。於是，潘贊化又通過安徽省教育廳為她取得了官費留學名額。在「法華教育會」安排下，她遠渡重洋，開始了第一次歐洲之行。當時同行的還有蘇雪林、林寶權、羅振英、楊潤余等13名女生。
在上海不足10年的生活就此改變了她的一生。她的成長雖經歷了無數的坎坷，卻也有不少幸福的成分——問茫茫人世又有多少人可以遇到這樣的貴人，這樣不嫌棄她，又這樣無條件地提攜她呢？
異國學夢
潘玉良來到法國後，先進入東部的里昂美術學院學習法文，兩個月後考進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專攻油畫。
當時的巴黎，是歐洲各種藝術思潮融合的殿堂。從古希臘、古埃及到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從法國古典主義、寫實主義、浪漫主義到現代繪畫，各種流派的思想在這里激盪、交融，紛呈在她的眼前，她如飢似渴地沉迷在小「花都」的藝術世界中。畢業後，她又考取巴黎國立美術學院，師從達仰·西蒙，與後來的一代畫師徐悲鴻同窗。
1925年是她留學生活中最為艱苦的一年。因國內動亂不斷，留學津貼十分緊張，在巴黎生活愈加不容易。在許多人選擇回國的時候，懷著對繪畫的熱愛，她毅然選擇到義大利繼續進修。同年，她考入羅馬國立藝術學院，跟隨繪畫系主任康洛馬蒂學習。她的繪畫天賦深得其賞識，被破格直接升入該學校三年級學習，成為該院的第一位中國女畫家。兩年間，她創作作品眾多，凡義大利國家美術展，她的作品每必入選。1927年，她的作品《裸女》參加義大利美術展覽獲金獎和5000里拉的獎金。從此，她的藝術創作開始備受世人關注。
1928年冬季，潘玉良學成回國。8年的留學生活使她大開眼界，也豐富了她的藝術世界。而此時的中國，外敵入侵，內亂不斷，民不聊生，許多畫家的藝術才華和藝術追求難以施展。面對國內的作風迂腐、理念僵化、封建自閉，她感到深深的失望，倔強的本性和完美主義的特點使她決心努力去改變這一切，卻也因此招致很多世俗的惡毒中傷。
回國不久，她舉辦了第一次個人畫展。受導師劉海粟之聘，她回到母校上海美專任西畫系主任、教授，除此之外，她還兼任新華藝術專科學校、中央大學藝術系美術科教授，先後與王濟遠、龐薰琴、徐悲鴻等名家共事。1936年，她回到上海美專任西畫研究所所長、教授，同時筆耕不輟，又隨後舉辦了四次個展，並出版了《潘玉良油畫集》。
由於接受了歐洲畫壇的先進思想，她的畫獨特新穎，這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一一反映出來。她的《春之歌》吸取了印象派繪畫的光色變化，以自然抒情的筆調表達出生活中蘊涵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體》則用筆剛勁，造型簡潔，色彩渾厚，似乎又有19世紀現實主義畫家庫爾貝的影子。然而她這一階段更多的還是像《紅衣老人》、《黑女像》等風格典雅、構圖莊重的作品。其嫻熟的技法，遒勁的筆力，充分展示了她師承古典主義的嚴謹作風和良好的學院派傳統。據說，她的一幅《壯士頭像》曾被當時的外交部部長以1000銀元收購，轟動上海灘，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她還有許多作品入選「首屆全國美展」（解放前國民政府時期），被畫界譽為「中國西洋畫壇的第一流人物」 。
抗戰前，她將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術教學和研究上。這期間，她的作品多為油畫、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題材十分廣泛，功力扎實，同時又或多或少閃現出一些西方繪畫流派的烙印。此時的她在藝術創作上已經如日中天，逐漸走向成熟，並在畫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可惜她的現代主義畫風並不被當時的主流文化所認可，也與當時在社會中佔有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藝術產生嚴重分歧，因而時常受到排斥和貶損。
抗戰期間，她以極大的熱情積極參與當時的現代主義藝術的倡導活動，與前輩和同僚們一起，成為中國現代藝術思潮的骨幹力量。1931年，她協助蔡元培組織「中國藝術學會」。1934年，她捐贈玉雕佛像支援綏遠軍民抗日。同時她還參加了多次當時美術界的義賣活動，並多次發表講話，譴責一些「知名人士」遠離現實、話多畫少，並因此受到一些諸如「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的誹謗攻擊。但她不為所動，反而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藝術創作和社會活動。她創作的油畫《白菊》，就寄託了自己對藝術、對愛情無限忠誠的追求。
可惜的是，雖然她有志於獻身國內美術教育，但早年不幸的出身，卻使她難以在保守的中國社會立足。1937年，借參加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和舉辦自己畫展的機會，她終於再次離開生活了八年的中國，遠赴歐洲繼續深造，開始了她長達40多年客居他鄉的生活，直至去世。
旅居生涯
自古以來，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女性要成功往往比男性困難，必須付出更多犧牲，才能成就事業，潘玉良也不例外。
初到法國，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戰，局勢緊張，許多留法習畫者正紛紛離去，她的生活也十分窘困。據當時正在法國留學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回憶，她的住處就是在歌劇《波西米亞人》中所描繪的許多窮畫家、窮學生聚居的「拉丁區」的一個小閣樓里。房間的牆上貼滿了她畫的素描，線條非常流暢，而且很有力，多是裸體，其中還有她的自畫像。
在法國，畫家屬於自由職業者，要靠賣畫維持自己的生活。而巴黎又是高消費的城市，為人忠厚誠實的她，沒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也不會宣傳「推銷」自己。於是她的畫賣出的很少，往往入不敷出，只能靠社會補助金勉強維持生計。然而，巴黎濃厚的藝術氛圍很快使她忽略了一切的困難，依然孜孜不倦地創作。旅法畫家賀慕群曾回憶說：「潘玉良生活並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樂於助人。她常留短發，喜喝酒，不拘細節，說話時聲音很大，氣勢不讓須眉，頗有男子氣度。晚年時生活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條小街，她住在頂樓，住房兼畫室，生活清苦，但是勤於作畫，有時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畫，整天都不出來。1954年，法國曾拍過一部記錄片《蒙巴拿斯人》，介紹這個地區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個東方人。」
此時的她比第一次赴法時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她開始有選擇地從眾多藝術大師的作品中汲取營養，廣征博採，融合了後期印象派、野獸派以及其他流派繪畫的某些風格和韻味。她在借鑒他人的同時還能明確地抒發自己的感受和創造，沒有拘泥於一種風格、一種形式之中。
1944年8月巴黎解放後，社會慢慢恢復正常，她更加積極地投入創作，每年定期參加在巴
黎的一些團體展。1945年，她被選為中國旅法藝術學會會長，並於當年與同仁致電國內當局，要求追索被日寇掠奪和破壞的中國藝術品。1948年10月，她與剛從上海來巴黎不久的趙無極以及其他兩位中國畫家舉行聯展。隨後她又先後在法國、英國、德國、美國、義大利、比利時、希臘、日本等國舉辦多場個人畫展。
在數十年的國外旅居生涯中，她不但在油畫創作領域成就卓越，還嘗試用中國畫、版畫、雕塑等藝術形式進行創作。主要的代表作有：油畫《自畫像》、《假面具》、《裸女》、《周小燕像》、《花攤》，雕塑《王濟遠像》、《張大千像》等。她參加過法國的第51屆、55屆、56屆「法國獨立沙龍展」，作品油畫《裸女》還參加過1946年「秋季沙龍展」、聯合國舉辦的「現代國際藝術展」，並且在美國、英國、義大利、希臘等國巡展。她榮獲的國際獎項共有21個。除了前面提到的義大利國際藝術展覽會金獎外，還有法國國家金質獎章，法國藝術、科學、文學、教育促進會金獎，巴黎市「多爾烈獎」，比利時金質獎章等。除油畫之外，她還創作了雕塑《格魯賽頭像》、《蒙德梭魯頭像》，後分別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館和法國國立教育學院收藏。
雖然她才華橫溢、勤奮有加，但因為她極強的個性，羅馬、巴黎藝術殿堂大師級的位置始終與她無緣。認識她的朋友說，她有「三不」女士的稱號：一生堅持不入外國國籍，不戀愛，不和任何畫商簽訂合同，努力做一個獨立的人。這樣的想法，前兩項對她似乎不難，但第三項不免影響了她在巴黎藝術界的利益。特別是戰後，藝術家與畫廊的合作更為密切，拒絕與畫商合作，成功的機會就減少了許多。盡管如此，仍有賞識她才華的法國文化界人士，邀請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館舉行展覽。
然而，她在贏得功名的同時也失去了心靈的自由，失去了心靈自由的最高結晶——愛情。
新中國成立後，一大批藝術家返回國內，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劉海粟也給她去信，希望她能回國。隨著年歲的增長，體力的衰退，她也格外思念故土和親人。1951年，她致信家人提及回國之事，1956年她申請回國，但法國當局卻不準她將自己的作品帶回。就在她迫切想拋開法國的一切榮譽返鄉之時，她的大恩人潘贊化卻活得越來越低迷。
1960年，潘贊化在安徽病逝。聞此消息，她悲痛欲絕，從此染病，很少再提起畫筆。他是她一生的至愛，他對她有再造之恩，而她卻沒能陪伴他，照顧他，哪怕是在他彌留之際。她的心開始蒼老了，有人說她已經不愛潘贊化了，她只愛她的畫。她不為所動，在關繫到自己尊嚴、事業、愛好的問題上依然我行我素。幾年前，她曾寄給潘贊化一首小詩，寫道：「遐路思難行，異域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身處繁華界，心涌故國情。何日飛故里，不作寄籬人。」懷著濃濃思鄉情，她獨自在法國勇闖一道一道的難關，在自省中攀登，在攀登中升華，追尋心靈的快樂，追求人生的真諦。終於，她成了才女，成就了自己，萬眾景仰，百世流芳。而這是否就是當她還是潘家二夫人時，就一直做的夢呢？
1964年中法建交，她應邀出席中國駐法大使館舉辦的首次「國慶招待會」。首任駐法大使向她介紹了祖國的發展情況。目睹這么多中國人聚在一起，她又萌發了回國的念頭。於是，她立刻寫信給兒子，要他辦理回國探親手續，可是就在她動身之時，卻聽到劉海粟被打成「大右派」的消息，她只得放棄了回國的念頭。「四人幫」被粉碎後，她又重燃起回國的希望，卻因百病纏身，醫生最終不允許她出行。1976年，她給兒子潘牟寫信說：「我的精神很痛苦，一接到家信，就老想回祖國。你喜歡吃我做的紅燒肉，等我把身體養好了，就回來做給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她自知病入膏肓，來日不多，回鄉的心更急切。在她的枕頭底下，總壓著一張紙條：「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煩朋友們將這封信寄給小孫潘忠玉留作紀念。中國，安慶市，郭家橋41號。」她是多麼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運回祖國，給親人一睹真面目啊！然而，她沒能盼到這一天，帶著凝聚畢生心血的繪畫作品，她在巴黎的邊緣地帶度過了餘生。
1977年7月22日，巴黎眾多的藝術沙龍，籠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在安眠著許多傑出藝術家的墓地里，新添了一座平滑如鏡、懸掛著10多枚獎章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碑上鑲嵌著長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有一行用中國隸體字鐫刻的碑文——「藝術家潘玉良之墓」。墓前鮮花遍地，不同膚色，不同國籍的美的追求者，手捧翠菊和紫紅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淚流滿面。可是，墓前獨獨缺少了她親人的哭泣。這位藝術美的製造者，出生和死去都得不到命運的寵幸，最終只能長眠在異域的土地上。
人格的魅力
從小生活在爾虞我詐的怡春院，使潘玉良很早就意識到要拯救自己不能靠色情的誘惑，不能將命運託付給男性，而要靠另一條道路——自強不息。從一個沒有受過最基本教育的青樓女子成為蜚聲世界藝壇的藝術家，可以想像她所付出的艱辛和所經歷的坎坷。當人們贊美她的生命和才華時，是否想到，這全是她靠自己的奮斗不息，孜孜不倦所得來的？
雖自幼淪落風塵，她為人處世卻絕不沾染風塵女子的習氣，從不扭扭捏捏，也不賣弄風情。還在上海美專念書時，她和同班同學，後來的畫家劉葦一起在杭州山上寫生，她躲到雷峰塔牆圈裡小便，這時一夥男同學過來了，劉葦喊她快出來。她卻蹲在裡面說：「誰怕他們！他們管得著我撒尿嗎？」 她善於唱京戲，課堂休息的時候同學們叫她唱一段，她毫不膽怯，立刻清了清嗓子，唱一段《李陵碑》。聲調十分凄涼，老師和同學們都聽得呆了，待她唱完後好久才想起鼓掌。真實的她就是這樣一個具有男子氣質的女人，做事、說話都直來直去。
當年旅居法國巴黎時，走在香榭麗舍的大街上，她就有很高的「回頭率」。並非因為她十分漂亮，而是她獅子鼻、厚嘴唇的相貌十分奇特，甚至可以說很醜，穿著打扮也十分奇怪。但和她接觸過的人都說她為人善良、內心堅韌。也正是因為這些，她最終得以憑著出色的藝術成就獲得人們的尊敬。周小燕回憶說：「潘玉良其實長得很難看，但人很善良、很朴實，這就是她當時給我的印象。」後人也許出於對她的敬慕，總願意把她想像成一個美女。
這里還要提到的是她第二次到法國後的一段情感糾葛。當時她境況窘迫，生活十分困難，一位開餐館的華人老闆王守義常默默地接濟她。王守義受惠於他的老鄉李石曾所開創的留法勤工儉學活動，於1920年去法國，後來在巴黎聖·米歇街開了一間中餐館，取名叫東方飯店。他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他的接濟使潘玉良有了安定的生活環境，也撫慰了她「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孤寂，給她帶來了一絲溫暖。有一陣她的畫室漏雨，不能作畫，王守義就立刻去買材料修理裝修。潘贊化死後，她開始和他同居，直到去世。
縱觀潘玉良的一生，傳奇性遠遠多於藝術性。她用自己的行動，突破了當時以男性為主體的繪畫風氣，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而她的傳奇性成長經歷，也展現了性別文化上的獨特風景。當然，她在藝術史上也是不可替代的。她是20世紀初在社會變革和東西文化碰撞的融合下，經過個人努力獲得成功的女性，與眾不同的經歷和性格使她的畫風自成一家。她並未繼承傳統士大夫文人的繪畫風格，而是很好地統一了西洋畫和中國畫的長處。她的繪畫中有雕塑感，雕塑中又有繪畫感。與她一樣有如此好的寫實功力，又不墨守成規，具有創新精神的畫家不多見，女畫家更是少之又少。
人死如燈滅。潘玉良死後，她留在巴黎的大量繪畫作品不為人所知。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她的學生、著名畫家郁風與時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的吳作人借巴黎之行，順便尋訪她的生活蹤跡，結果在她終老的拉丁區地窨子里發現了她的遺作。據資料記載，有油畫、水墨畫、版畫、雕塑、素描、速寫等多達4000多件。由於長期缺乏保護，有的已霉變腐爛。郁風對完好無損的油畫、中國畫一一進行分類。整理工作結束後，他請中國駐法大使館代為保管這些作品。後來，這批作品由當時的美協安徽分會在文化部和駐法使館的協助下運回國內，轉交安徽省博物館收藏。同時 「潘玉良紀念館」 也開始籌建。
40年後，這位細膩、剛強、堅韌的女畫家終於圓了許久的願望，得以魂歸故里。經過時代的洗禮和錘煉，她用自己的精神品質和藝術才華抒寫了一代中國女性的精神歷史，鑄就了中國女性藝術家新的精神靈魂和審美高度，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的一代女性畫家的「畫魂」。
④ 張藝謀導演的《長城》是一部怎樣的電影
面對很多影評人和觀眾對《長城》褒貶不一的評價，我想在這里說一下我自己看後的一些感受。
開場語
看完《長城》後，心情只能用驚險和刺激來形容。至於有的人說到的恐怖血腥，我倒覺得還好，可能《長城》的血腥點跟我怕的不一樣吧！說起血腥，我覺得還是《釜山行》比較可怕。但是，在第一場與饕餮的抗擊戰中，我還是可以感受到這場對抗的殘酷。
有很多人說看了《長城》後有很濃郁的國外大片色彩，就算是鏡頭的表現上也可以看出。事實上，《長城》這個故事的編劇正是由外國人擔任，所以，大家會有這樣的感受也很正常，而且極具中國文化的好萊塢大片也是張藝謀的定位。
其實和很多的好萊塢大片比起來，《長城》的角色不算很多，但是我們會發現很多角色就是在劇中石沉大海了，沒什麼實際意義。比如《指環王》這部好萊塢大片，它的角色其實也不少，但是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有給力去塑造，只是有輕重之分，但是恰好又讓觀眾記得這個角色的特點。我想這就是中國式劇本和國外劇本的不一樣，一旦涉及到的角色太多，我們往往有些駕馭不了這種情況，因此出現了這樣的現象。
音樂
不得不說一下《長城》的配樂，這次的配樂也是精心的大製作，非常恢弘，既有史詩般的效果，又融入了一些中國的色彩感。其中的配樂《無名令》填的詞是中國古文的詞，但卻用一種西方史詩音樂的感覺哼唱出來，但卻不會讓人感覺不協調。這次的配樂大師是RaminDjawadi，他曾經為《魔獸》、《冰與火之歌：權力的游戲》製作配樂。從音樂上來說，我們還是看得到《長城》的態度。
總結
所以，綜上分析，這次《長城》在角色的塑造上還是不那麼到位的，到頭來給到觀眾手裡的還是只有視覺上的享受，至於人物還是沒有深入地刻畫，導致角色陣容的浪費，但是劇組有錢那我們觀眾也樂意接受，只是覺得一部戲還是不要太多無用的花瓶，會讓整部戲看起來飽滿一些。目前的情況是，就角色上來看，中方主角刻畫不到位，再加上很多走過場的花瓶演員，導致整個電影的人物特色都顯得很單薄。
再說到故事劇情上的一個缺陷，沒有錯，這次的《長城》主打的是特效震撼的場面，事實證明口碑也不錯，劇情發展上一氣呵成，非常精彩，配樂也非常雄偉壯闊。但是，我認為，還是少了那麼點兒柔軟的東西，可能張藝謀導演覺得沒必要，可我覺得總有那麼點柔軟的東西，讓觀眾看完這場精彩的戲後內心有那麼點領悟。比如說最後的勝利餘光下，中西主角雙方的那麼一個眼神（不是指男女之情那種）。或者是比較緩慢的鏡頭切換來體現勝利甚至是饕餮戰亡的情景。
看到很多的影評人其實對《長城》這部電影本身的評價並不是非常高，100分打了70分，跟《羅曼蒂克消亡史》、《少年》同分。但是，無論影評人和觀眾怎麼評判，張藝謀做出了第一部靠近好萊塢大片的中國電影，足以對張藝謀導演點贊，這對中國電影來說是可喜可賀的。我們的文化做出好萊塢史詩級別的大片會是一種這么樣的視覺效果，我們可以拭目以待。正如張藝謀所說的，他開創了這樣一個思路，未來可能會出現王藝謀、陳藝謀、吳藝謀……
⑤ 東方藝術——中國戲曲 中印電影
八大劇種讓你重溫戲曲之美
核心提示
今明兩晚，「中華之聲——2005年名家名曲演唱會」將在廣州中山紀念堂上演，隨後將於11月3日和5日先後在佛山和深圳演出。
市民有多久沒有走進戲劇劇場了？傳統戲曲勾魂之美在何處？如何讓古老藝術的精華重新觸碰人們心中最柔軟的部位？
在開演之前，記者就上述問題采訪了參加廣州演出的京、昆、粵、越、川、梆、豫、黃八大劇種代表大家。名家眼中，戲曲之美無處不在:京劇《四郎探母》里「聽他言嚇得我渾身是汗」的唱詞和那慘烈緊張的長串拍板是美；川劇里頭一扭手一揮，黑臉、白臉、花臉、紅臉看得人目眩神迷的絕技「變臉」是美；越劇《五女拜壽》里清一色全是「小白長紅越女腮」的少女是美；黃梅戲《對花》里「郎對花姐對花，一對對到田埂下」的俏皮深情還是美……
專家們感嘆，相比歌劇《卡門》里玉石俱焚的強烈激情，中國人歸根到底還是最喜歡崑曲《牡丹亭》里「水袖這么一勾，眼波那麼一柔，20分鍾只是眉來眼去」的愛情。多少年風雲巨變，古老的戲劇在江湖草台漂漂泊泊之間，伴絲竹管弦說說唱唱之際，隨名角票友哼哼哈哈之餘，讓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剎那間「人生百味已嘗九之」。然而，到了今天，老戲的狀況卻如「崑曲義工」白先勇所言，宛如一個放在角落裡落滿了灰塵的瓷器，沒有人知道它的美。
如何細細擦拭戲劇，使之重放光彩？無論是豪言壯語、聲稱「川劇生存不是問題」的四川川劇院院長陳智林，還是認為「戲曲的曙光在前面」的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尚長榮，或者是低調坦言「戲曲已經邊緣化」的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團長茅威濤，所有名家共同的心聲是，夾縫之中的戲曲之美，雖暫時陷入低潮但註定無比蓬勃，因為它紮根於民間，紮根於千百年來中國人世俗生活中的笑與淚。只有極低處的東西才能做到極大的包容。正如黃梅戲代表人物馬蘭所言，「它們是從孕育中國13億人口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聲音」。名家們由衷地贊嘆，此次演唱會給了我們一個重新發現戲曲之美的機會。
1
傳統戲曲美在哪裡？
尚長榮:唱詞以詩為主，唱功韻律動人
京劇美在既有陽剛，又有陰柔。它的表現魅力多元化，具有深厚的美學內涵。既能演帝王將相，又能演西廂紅樓；既有金戈鐵馬，又有才子佳人。京劇唱詞以詩為核心，唱功以韻律動人，念白十分講究音韻。
朱世慧、王立軍:京劇能成國粹，因它美在寫意
京劇能夠成為「國粹」，是因為它美在「寫意」。京劇可以用簡單的、藝術化的形式再現復雜的世界，用舞蹈、身段來表現不同的場景。舞檯布景極盡簡單，只有必不可少的一桌二椅。演員通過表演，再加上馬鞭、船槳等簡單道具，就可以表現門、表現船、表現馬，甚至表現千軍萬馬，表現時空轉換。如台上演員拿一根馬鞭，可以表示他在騎馬；拿著一根木槳，可以代表劃船；4個龍套台上轉一圈可以說「走了十萬八千里」，也可以表示「帶領了800萬人馬」。而京劇演員的「行頭」卻繁之又繁，從化妝到服飾，渾身上下從點翠的頭面到綉花的袍服無一處不是藝術品，以簡襯繁，十分妥帖。這種寫意的表現方式，源於生活卻高於生活。
張火丁:不同顏色臉譜，京劇美的體現
臉譜是京劇美的一個重要體現。在人的臉上塗上某種顏色以象徵這個人的性格和品質、角色和命運。簡單地講，紅臉含有褒義，代表忠勇者；黑臉為中性，代表猛智者；藍臉和綠臉也為中性，代表草莽英雄；黃臉和白臉含貶義，代表凶詐者；金臉和銀臉是神秘，代表神妖。除顏色之外，臉譜的勾畫形式也具有類似的象徵意義。例如象徵凶毒的粉臉，有滿臉都白的粉臉，有隻塗鼻樑眼窩的粉臉，面積的大小和部位的不同，標志著陰險狡詐的程度不同，一般說來，面積越大就越狠毒。總之，顏色代表性格，而不同的勾畫法則表示性格的程度。
張靜嫻:唱腔一唱三嘆，崑曲獨具神韻
崑曲被譽為「百戲之祖」，是最能體現東方藝術之美的傑出代表。2001年，崑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口頭遺產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崑曲之美，首先美在劇本。崑曲劇本文學性強，格律嚴謹，裡面運用了大量古典詩詞，意境優美深邃，富含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其次美在唱腔，具有很強的音樂性。崑曲唱腔往往是一唱三嘆，委婉纏綿，有一種特別的神韻。崑曲的舞台集歌、舞、詩、畫於一體，情景交融，寓情於景；在唱腔上字少腔多，繁復精到，有著豐富的表演身段；舞台畫面感強，全方位體現傳統藝術的古典美，演員像畫中人一樣。
許荷英:河北梆子高亢，特別善演悲劇
河北梆子高亢悲壯，委婉動聽，其中既有排山倒海之勢，又有潺潺流水之聲。河北梆子的獨特之美在於它的音腔高亢悲壯。常言道: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河北梆子善演悲劇，它的悲腔，音區高，能把戲中人物的悲憤情懷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觀眾也聽得酣暢痛快。
陳智林:川劇詼諧幽默，融入百姓生活
川劇是中國戲曲中十分罕見的以昆、高、胡、彈、燈5種聲腔為一體的劇種，可謂是中國戲曲聲腔之集大成者。在200多年的發展衍變之中，它與四川方言土語、各地入川移民的鄉土風俗、民間歌舞、說唱曲藝、民間小調融合，最終形成了四川特色的地方戲曲劇種。川劇凝聚了四川人詼諧、幽默的性格，戲劇劇本文學功底很強，表現方式多種多樣，猶如川菜，色彩濃郁、手法豐富。例如托舉、變臉、鑽火圈、藏刀等絕技，融入了百姓生活的扎實經驗，既神秘又親切。
2
能否適應現代生活？
尚長榮:有人說京劇節奏慢，我們必須要用科學的時間觀念來表現古人的休閑與高雅，該快的時候快，該慢的時候慢。應該說，戲劇藝術的「慢」，在網路時代的「快」節奏裡面，反而有其特殊的文化價值。
茅威濤:現代人也不是一成不變、一概而論的，也不一味都是追求快節奏，現代的文化精神是多元化，個人對美的追求是不一樣的，總會有人喜歡戲劇這樣有韻味、有感染力的藝術形式，我想喜歡越劇的人，可能要他去喜歡搖滾樂會比較困難。劇場藝術發源於希臘，具有一定的宗教氣質，現代人在解決溫飽之後，一定會在精神上尋求一種寄託的媒介。「慢悠悠」的古代戲劇，正好可以引發部分人的心靈共鳴。
紅線女、陳小漢:現在年輕一代嫌傳統戲曲節奏太慢，這是認識上的一個誤區。就比如粵劇，並不是所有節目所有唱段的節奏都是緩慢的，我們根據劇情發展和人物內心沖突的需要，來決定何時快何時慢。在表現人物內心激烈斗爭的時候，節奏相對加快，甚至緊張到扣人心弦。因此說，戲曲的內容決定了程式。粵劇根據自身特點不斷地與時俱進，並不是一味地把節奏、速度加快就是創新。談革新不能離開「傳統」這個「源」，不能離源斷流，否則，我們傳統戲曲就會喪失立身之本。
3
如何吸引年輕觀眾？
於魁智:「蘿卜青菜，各有所愛」。傳統戲曲改革不一定要取悅觀眾，作為京劇藝術工作者，我們首先要把藝術水平提高，把藝術作品打磨成精品。隨著年輕觀眾生活閱歷的逐漸豐富，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到時他們會真正意識到傳統戲曲之美的。傳統戲曲是個細水長流的行業，不像流行文化一樣追求轟動效應，追求大紅大紫，流行文化終究會曇花一現，而京劇卻是歷久彌新的。
王立軍:前不久天津市組織了兩批「京劇藝術走進大學」的活動，學生觀眾反響非常強烈，甚至到了「追星」的地步。可見，只要我們的傳統戲曲主動走近觀眾，走近年輕人，他們還是非常願意坐下來欣賞、回味的。
張靜嫻:不同戲曲有著不同的觀眾群，我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做崑曲普及工作，目標主要是針對文化界人士和高校學生，欣慰的是，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努力成果。我們上海昆劇團每年定期到高校開講座，舉辦「昆劇走近青年」、開展免費開班教唱、低票價優惠等活動，向年輕人介紹崑曲的表演、行當、選段等，邀請他們上台參與，讓他們在互動中感受到崑曲的獨特魅力。
馬蘭:我倒並不刻意去迎合年輕觀眾，我覺得好的東西一定就是好的，尋求刺激的觀眾不要到劇場去。到劇場就是為了給人一種美的陶冶。我相信隨著人年齡的增長，對傳統的東西一定會有一個記憶儲存，一定有一個密碼，在某個時候一定會觸碰到，他不需要天天來看戲，只需要一年中有那麼幾天來劇場看看，他內心一定會被喚醒。
李勝素:我認為年輕人應該主動走進劇場，如果在家看電視播出戲曲的話，根本感受不到現場的那種唯美氣氛。這幾年，我們經常送戲進大學，有些學生看了之後才感嘆:原來京劇是這么美的。當然，我們也要對傳統戲曲進行包裝。這就要求我們的舞台設計、燈光舞美、服裝布景等視覺效果要能夠讓觀眾眼前一亮。如我們新排演的《梅蘭芳》，就在形式方面吸收了話劇的長處。所謂「越守越沒有」，傳統戲曲在保留原汁原味內容的基礎上應該迎合年輕人的口味，有針對性地進行革新。
名家簡介
尚長榮(京劇)
京劇大師尚小雲第三子，中國戲劇梅花獎首位獲得者。5歲登台演出，師從侯喜瑞、陳富瑞、蘇連漢諸位名凈。嗓音宏亮寬厚，融「架子」「銅錘」於一體，追求「性格化」表演。所塑造人物或大氣磅礴，或質朴雄渾，表演唱念並舉，張弛有度，激情四溢，形成獨特的表演風格。代表劇目:《曹操與楊修》、《貞觀盛事》、《廉吏於成龍》等。
於魁智(京劇)
先後上演楊(寶森)派名劇《楊家將》、《伍子胥》和李少春名劇《響馬傳》、《野豬林》等，以清新的演唱韻味和舞台風貌贏得老中青觀眾的喜愛，先後榮獲梅花獎、梅蘭芳金獎等。
朱世慧(京劇)
被專家稱為「當今中國京劇第一名丑」。主演《徐九經陞官記》、《膏葯章》、《法門眾生相》等劇目，時稱一絕。先後榮獲中國戲劇梅花獎、梅蘭芳金獎等。
張火丁(京劇)
中國京劇院著名程派青衣，唱、做、念、舞俱佳，表演突出了程派藝術的庄美、純正、深沉、凝重、幽遠的特性而且具有自己的表演風格。在唱腔方面被稱為「程腔張韻」。代表劇目《鎖麟囊》、《荒山淚》、《春閨夢》，創新首演程派劇目《秋江》、《絕路問蒼天》、《白蛇傳》、《江姐》等。曾獲戲劇梅花獎。
王立軍(京劇)
天津青年京劇團演員，工武生兼習老生。1992年由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歷慧良親授「截江奪斗」、「艷陽樓」等劇目，扮相俊美，功底扎實，戲路大方，唱做俱佳，代表劇目有《挑滑車》、《英雄義》等。曾獲梅花獎和「首屆京劇之星」稱號。
張靜嫻(崑曲)
主攻閨門旦、正旦，戲路寬廣，表演細膩傳神，唱腔聲情並茂，塑造了許多性格迥異的舞台形象，如大型昆劇《長生殿》中的楊貴妃，《牡丹亭》中的杜麗娘，《司馬相如》中的卓文君等。曾兩度獲梅花獎。
許荷英(河北梆子)
從藝20多年來，借鑒姊妹藝術的演唱優勢，形成了一種既有劇種特色，又富時代美感的新型演唱風格，為當今河北梆子領軍人物，代表劇目有《杜十娘》、《竇娥冤》等，曾獲梅花獎。
紅線女(粵劇)
從藝60多年來，創立了紅派藝術，曾主演數十部膾炙人口的粵劇和一百多部電影，塑造了一系列女性藝術形象，所創造的紅腔和紅派表演藝術代表著粵劇旦角藝術的最高成就。曾獲聯合國亞洲表演藝術協會授予的「傑出藝人獎」和聯合國交響樂協會授予的「表演藝術獎」等。
陳小漢(粵劇)
表演藝術儒雅溫文，瀟灑大方，做功細膩，身段優美，尤其以水袖功、扇子功、翎子功見長；善於以傳統程式去塑造人物，抒發感情。其唱腔發展了粵劇生行的聲腔藝術，形成了個人風格——以情帶腔、以腔傳情、腔隨情轉、因情造腔、靈活變化、韻味濃郁、細膩傳神，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流派唱腔「B腔」。
李勝素(京劇)
工青衣，扮相雍容華貴，嫵媚動人，噪音清亮甜美，表演規范自然，文武兼備，是當今梅派藝術最具光彩的繼承者和傳播者。曾獲梅花獎。
茅威濤(越劇)
師承越劇尹派，工小生，先後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4次獲文化部文華表演獎，兩次獲梅花獎，是中國當代越劇創新進程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擅長在舞台上准確塑造不同性格的角色，賦予越劇「女小生」以嶄新的人文精神和行當魅力。
虎美玲(豫劇)
師從豫劇大師常香玉而為「常派」優秀傳人。善演閨門旦、花旦、青衣、刀馬旦，形成了委婉曼艷、清越高遠的演唱特色和扮相俊美、含蓄質朴、追求京昆風范的表演風格。代表劇目有《抬花橋》、《花木蘭》、《大祭樁》等。新版《白蛇傳》曾獲梅花獎。
陳智林(川劇)
二度獲梅花獎。曾先後主演《巴山秀才》、《托國入吳》等幾十齣大小劇目。在表演上形成了自己獨有的藝術魅力。工文、武小生、正生，扮相俊美。
馬蘭(黃梅戲)
主演過《風流杏花村》、《風塵女畫家》、《無事生非》、《紅樓夢》、《戲牡丹》等劇；還拍攝了電影黃梅戲藝術片《龍女》和黃梅戲電視連續劇《嚴鳳英》、《劈棺驚夢》、《西廂記》、《西遊記》等。扮相俊俏，功底厚，身段美，唱腔動聽，曾獲文華獎和梅花獎。
廣州演出曲目
於魁智《上天台》、《三家店》選段
李勝素《霸王別姬》、《穆桂英掛帥》
於魁智、李勝素合唱《四郎探母》選段「坐宮」
王立軍《野豬林》選段「大雪飄」
張火丁《春閨夢》
尚長榮《鍘美案》、《曹操與楊修》(清唱)
朱世慧《徐九經陞官記》、《膏葯章》(京劇)
張靜嫻《牡丹亭》選段「尋夢」、「如杭」(崑曲)
許荷英《王寶釧》選段「大登殿」、《杜十娘》選段(河北梆子)「用手兒打開了百寶箱」
茅威濤《陸游與唐琬》選段「浪跡天涯三長載」(越劇)
虎美玲《花木蘭》選段「誰說女子不如男」、「花木蘭羞答答施禮拜上」(豫劇)
馬蘭《紅樓夢》選段「如此紅塵」(黃梅戲)
陳智林《巴山秀才》、《斬黃袍》(川劇)
紅線女《昭君出塞》(粵劇)(清唱)
陳小漢《范蠡覓西施》(粵劇)
重溫經典 回歸傳統
陳志
中國戲曲作為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其高絕千古的豐神美韻，千百年來令人沉醉。《趙氏孤兒》、《穆桂英掛帥》、《鍘美案》等無數經久不衰的精品劇目，其摹寫胸中之理想，時代之情狀，真摯之理，秀傑之氣，在「戲場小天地」中，展現「天地大戲場」，一個個可歌可泣的傳奇故事，一個個千古不朽的風流人物，讓中華民族的風骨長存。
今天揭幕的「中華之聲——2005年名家名曲廣東演唱會」將為您帶來一台中國傳統戲曲盛宴。國內8大劇種、14位名家在廣東同台演出，其陣容之盛，劇目之精，可謂全國多年難得一見的戲曲「高峰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和省長黃華華鼎力邀請，玉成了這次盛會，體現了廣東傳承民族文化精粹的深遠用心。
不可否認，今天的傳統戲曲藝術正面臨挑戰，不僅逐步退出城市舞台，在農村的演出市場也日益縮小，一些劇種正在急劇消失。曾有一位年輕演員非常「不敬」地說:「如果梅蘭芳大師活到今天的話也不可能像當年那麼紅。」的確，與戲曲幾乎是人們「唯一」娛樂活動的年代相比，如今人們的文化娛樂活動要豐富得多。如何讓戲曲和觀眾走得更近，像流行音樂一樣在現代人生活中占據一席之地？
台灣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在這方面創造了成功的先例，他改編的崑曲《牡丹亭》，在北京、上海、台北和香港連演50場，場場爆滿，在北大、清華的青年學生中掀起陣陣旋風。《牡丹亭》的成功再次提醒我們:那些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的戲曲藝術，本身並不缺乏與時俱進的生命力。
當呀呀學語的孩童驚詫於戲曲頻道上艷麗的舞台造型，當年輕的學子們眩目於水袖的曼妙流瀉，當快節奏的現代生活突然小憩於一個悠長的唱腔中，我們會赫然發現，傳統文化的根，早已深埋在每個中國人的內心。「中華之聲——2005年名家名曲廣東演唱會」為我國德藝雙馨的藝術大師提供展示風採的舞台，也為廣東觀眾提供了一次發現戲曲之美的機會。它撒下的種子，在一個民族正在復興的對優秀傳統文化熱望的陽光下，將使我們重新尋找5000年文化寶庫中遺失的珍寶。
專題采寫:本報記者 郭珊 見習記者 何東運(除署名外)
圖:
越劇名家茅威濤
京劇名家於魁智
京劇名家李勝素
粵劇名家陳小漢
⑥ 中國電影藝術的思想
中國電影理論
電影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是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發明的產物；但電影藝術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還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約。因此，電影理論無論就其研究對象還是就其本身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關聯，這就使得中國電影理論形成了自身的傳統和歷史。這一傳統和歷史有以下3個特點：
①中國是一個注重實踐的民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帶上了一種實用理性精神。實用理性精神的影響使中國的電影理論不是發展成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學，而是形成一種和批評實踐與技巧總結理論相結合的實用美學。
②中國人倫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學藝術中形成了「文以載道」 的思想傳統。這使中國電影理論相對注重電影功能的研究,並且不是停留於抽象的載道功能,而是和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結合起來，成為一種以社會功能為核心的電影本體論。並具體演化為對電影和時代、電影和社會、電影和人民、電影和政治等一系列關系的研究。
③中國傳統的理論思維方式側重於直觀整體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國電影理論在對電影基本結構的研究上側重於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鏡頭水平的研究。劇作是中國電影理論本體論的基本出發點。正是在這一水平上，中國傳統的電影理論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戲」 。這一概念強調電影的戲劇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戲」 的手段。
早期中國電影理論早期中國電影理論的產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電影刊物《影戲雜志》創刊為標志：當時許多有影響的電影創作人員都曾在上面闡述過自己對電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戲學》(1924)和侯曜的《影戲劇本作法》(1926)是中國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專著。由於早期電影創作和文明戲的密切關系，人們在理論上也強調電影和戲劇的聯系。周劍雲說：「影戲是不開口的戲，是有色無聲的戲，是用攝影機照下來的戲。」 侯曜說：「影戲是戲劇的一種，凡戲劇所有的價值它都具備。」 有的人即使承認電影藝術在形式上有獨特性,但仍認為就其本性來說它是戲劇。徐卓呆說:「影戲雖是一種獨立的興行物，然而從表現的藝術看來，無論如何總是戲劇。」
中國早期的影戲理論不強調電影對現實的紀錄和復制功能，而強調通過影片故事對作者人生態度的主觀表現和對社會的教化作用。鄭正秋的「戲劇者，社會教育之實驗場,優伶者,社會教育之良師」 的主張，洪深的要求影戲「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為主旨」 的聲明，在當時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戲理論注重對電影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認為「電影的劇本是電影的靈魂」 。人們在這一前提下，對電影劇作的選材、結構、沖突、高潮、語言等不同方面進行了理論探索，要求劇情曲折有趣、耐人尋味，要求保證敘事的「調和」 、「流暢」 。和情節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種「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電影理論探討中，除了占據主導地位的「影戲」 理論，還有一些其他主張。例如史東山等人注重電影與美術的聯系，強調電影的「視覺美」 和「形式美」 ;田漢則認為電影應「以純真之態度,借膠片宣洩吾民深切之苦悶」 。但這些理論的影響都不及「影戲」 理論深遠。
1933年，由夏衍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成立。他們在參加編劇創作的同時，亦著手建立新的電影理論批評工作。他們從革命的功利目的出發，要求電影成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輿論工具。他們闡述了電影與時代的關系、電影的階段性等問題，亦涉及了主題與題材、形式與內容、真實性與傾向性等廣泛的文藝理論問題。這些主張超越了抽象的「為人生」 和「教化社會」 ，而把電影放到更廣闊、更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奠定了中國電影理論進步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的基礎。另外，對蘇聯電影理論的介紹也給中國電影理論帶來了新鮮血液。這種介紹是從1928年洪深翻譯С.□.愛森斯坦等人關於有聲電影未來的宣言開始的。1930年,劉吶鷗撰文介紹蘇聯的蒙太奇學派和電影眼睛派、歐洲的先鋒派等理論觀點。在這些理論中,最為中國影人所熟悉和樂於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敘事蒙太奇理論。他的《電影腳本論》、《電影導演論》、《電影表演論》等先後被夏衍、鄭伯奇、陳鯉庭等人譯出,影響廣泛。洪深此時則撰寫了《電影術語辭典》、《電影戲劇的編劇方法》、《電影戲劇表演術》等專著和論文，其他人亦有《電影導演論》、《電影攝影論》等相繼問世。
抗戰爆發後，理論上的活躍局面漸趨沉寂。40年代電影理論的最主要收獲，是陳鯉庭編著的《電影軌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論譯介和探索基礎上出現的一部比較系統的電影藝術形式和技巧理論專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從影像和鏡頭的具體因素出發逐漸過渡到對電影的綜合把握，為中國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他指出,電影「在技術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徵」 ,而在藝術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寫真」 的狀態，「正是在這種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著電影藝術家的表現手法和藝術」 。他從自然對象與銀幕映像之間的差異入手，分析了電影表現的性能及運用方法。
中國電影理論的演變1949年後，研究電影如何貫徹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總方針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理論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中間，曾產生過不重視藝術規律、過分強調電影直接為當時政治運動服務的偏向。對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
盡管如此，中國的電影理論仍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進展。在電影特性和技巧理論的研究上，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是史東山的《電影藝術在表現形式上的幾個特點》(1954)和張駿祥的《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1959)兩本專著。史東山從分析小說、戲劇和電影的異同入手，一方面強調「注意電影在故事情節發展中整場整景的結構形態，以及場與場、景與景之間的結構形態，而不被分鏡頭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電影視像的具像性和小說描寫的相對抽象性作對比，強調電影「直感直覺」 的視覺藝術性質。把電影的故事敘述和影像表達兩個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張駿祥針對當時電影創作中存在的不重視和不熟悉電影特性的問題，著重從藝術技巧角度對電影藝術特性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歸納和論述。他闡述了電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時空可跳躍的優點與它「一次過」 及畫面視野局限等缺點，指出正是這些優缺點相反相成，互相制約，構成了其藝術形式的特性，即「鮮明的動作性」 、「結構上的簡捷鮮明」 、「依賴視覺形像，依賴造型表現力」 、「要求在生活邏輯之外對蒙太奇邏輯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則。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潛的《電影編導簡論》(1949)和顧仲□的《電影藝術概論》(1950)也是這一方面的專著。
電影劇作理論的研究是中國電影理論中一個很受重視而且富有成就的領域。這首推夏衍在1959年發表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夏衍根據自己豐富的電影創作經驗，詳細闡述了自己對電影劇作規律的認識。他特別強調電影創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電影「准確、鮮明、生動」 地「訴之於觀眾的直覺和聯想」 。他很重視電影創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決定了體裁、結構」 ，認為「電影和戲劇一樣需要戲劇性和人物性格的鮮明性」 。因此他特別強調戲劇或情節的重要性，並在此基礎上對電影劇作結構和技巧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以傳統文藝中「剪頭緒」 、「密針線」 等許多經驗豐富自己的劇作理論。另外,陳荒煤的《關於電影文學劇本的特徵》(1956)、柯靈的《關於電影劇本的創作問題——視覺形像的創造》
(1955)和《電影文學三講》(1958)、袁文殊的《電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節》、於敏的《本末——文學創作的共同性和電影文學的特殊性》等論文和專著也都對這一領域內的藝術規律進行了積極和富有價值的歸納和總結。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電影道路這一新的課題在理論上引起了重視。袁文殊、羅藝軍在《主題、真實性、傳統》(1962)一文中把「向傳統學習」 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提出。他們闡述了電影藝術「具有向民族傳統學習的極其廣闊的可能性」 ，認為這是電影藝術「進一步提高質量的關鍵之一」 。他們主張「電影藝術向民族傳統學習，主要是向傳統的姐妹藝術學習」 ，認為這種學習包括創作方法和具體的藝術技巧等不同的層次。徐昌霖的《向傳統藝術探勝求寶——電影民族形式問題學習筆記》以及韓尚義的《環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論形式美》等文章，分別從敘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討了電影創作中如何對傳統的敘事藝術（特別是說唱藝術）、傳統美術和畫論的經驗進行借鑒的問題。
1963年，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二卷）出版，這是中國電影史研究的開拓性工作，它也從一個側面為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幫助。
總之，新中國的電影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也存在嚴重的形而上學傾向，出現了創作道路的狹隘、構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周恩來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兩次就電影工作講了話，強調解放思想和尊重藝術規律。1962年，瞿白音發表《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提出了「去陳言」 、「創一代之新」 的主張。這篇文章不僅要求在思想內容方面沖破禁區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藝術思想上革新的主張。他把「陳言」 歸結為主題、結構、沖突「三神」 ，認為它們都在應破除之例，主張創思想、形像、藝術構思之「三新」 。
但隨著左傾錯誤逐漸向全面發展，電影理論研究出現了停頓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幫」 全盤否定了中國電影的歷史傳統，把「三突出」 的樣板戲經驗強行推行到電影中來。這些理論無視電影藝術的特性，扼殺藝術家的創作個性，使得中國電影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出現了極大的倒退。
新時期中國電影理論「文化大革命」 以後，中國重新開始了電影理論的建設。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電影理論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標志這一時期電影理論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對電影本性的探討。
從20年代「影戲」 觀念確立以來，戲劇式電影觀念和劇作理論的研究一直在中國電影理論中占著統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發表文章《丟掉戲劇拐杖》，向傳統的戲劇電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認為:「不可否認,電影藝術在形成過程中，確實從戲劇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電影依靠戲劇邁出了第一步。然而當電影成長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之後，它是否還要永遠依靠戲劇這條拐杖走路呢？」 作者對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強調，「電影和戲劇最明顯的區別,表現在時間、空間的形式方面」 ，並在文章中對此作了具體的論述。接著，張暖忻和李陀、鍾惦□也先後發表文章，提出了「電影語言現代化」 和「電影和戲劇離婚」 等口號。這些文章發表以後，關於「戲劇性」 在電影藝術中的地位問題，很快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邵牧君等人對以上觀點表示了不同意見。邵牧君在闡述了戲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後提出：「戲劇化並不等於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須要戲劇化。」 針對以上兩種意見，張駿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張，他說：「電影文學對敘事文學、戲劇文學、抒情文學要兼收並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關於電影戲劇性問題的論爭稍後，又爆發了另一場關於電影文學性問題的論爭。電影文學性命題的提出，既是在戲劇電影觀念面臨挑戰時，探索電影本體論的一種新的努力，也是對那一時期創作實踐中過於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評。在1980年初召開的一次導演總結會上,張駿祥提出了「文學價值」 說。張駿祥說:「針對某些片面強調形式的偏向，我們要大聲疾呼：不要忽視了電影的文學價值」 。「文學價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內容」 ；其次是「關於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關於文學的表現手段」 ；第四是「節奏、氣氛、風格和樣式」 。這些都是應由劇本所「提供」 和「決定」 、而由導演用電影手段來「體現」 和「完成」 的「文學價值」 。張駿祥的發言在電影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反響，許多刊物圍繞「文學性」 和「文學價值」 以及和電影的關系展開了討論。陳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學」 ,許多文章從不同角度強調了電影的文學性。和以上意見相對，鄭雪萊發表了《電影文學與電影特性問題》的文章，對「文學價值」 說提出質疑。他說：「我很懷疑，『電影文學價值『如果作為一個嚴格的文藝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這樣來界說。」 「如果一定要用『價值『這字眼的話，那麼各種藝術所要體現的可說是『美學價值『，而未必是『文學價值『。」 「我認為，不可以脫離電影美學特性和電影特殊表現手段來談論電影的本質。」 鍾惦□也在《電影文學要改弦更張》一文中提出「諸種藝術均須發展其自身」 的觀點。
在另一方面，一種並非以論爭面目出現的更為深入具體的電影理論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那就是對於影像（包括聲音）結構特性的研究。它們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從影像結構的本身，即電影的具體手段出發的。倪震在《電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個被拍攝下來的戲,和一個有著戲的因素的『電影『,這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所以，一部電影在它最初構思的時候，就應該是由視覺的（或視聽的）元素構成其骨肉之軀。」 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作者在文章中結合電影創作中劇作、導演、表演、攝影、美工各個環節詳細闡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運作方式。周傳基在《電影時間結構中的聲音》一文中強調了電影的聲音對於電影的重要意義。首先，「聲音給電影帶來了更豐富的內在運動，電影增加了內在的理性思維運動——言語，和內在的感情運動——音樂。因此電影可以形成更復雜的時空結構」 。其次，「出現了一個聲音空間」 ；並且「聲音和視覺畫框之間出現了張力」 。另外，周傳基還對電影從無聲片到有聲片的歷史以及電影聲音的各種構成因素、運作方式進行了研究。對於影像結構特性的另一個層次的研究是從有關的經典理論，即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出發的。1980年，周傳基、李陀發表《一個值得重視的電影美學學派》一文，較為系統地介紹了A.巴贊的長鏡頭理論，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歷來「對蒙太奇是很重視的，這當然無可非議。但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兼采眾長，不一定再保持一邊倒？例如蒙太奇理論比起長鏡頭理論，對鏡頭的內部結構，對單個鏡頭的表現力，注意得就不夠。」 鄭雪萊、俞虹則撰文對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表示了另一種觀點，他們在強調「以辯證思維為基礎的蒙太奇理論並沒有過時」 的同時，對紀錄派理論表現出更多的批評意向。之後，又有許多文章對影像理論的這兩個層次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關於電影民族化問題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發展，這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主張的具體和深入的闡述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口號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堅持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其內涵作了較為系統闡述的有羅藝軍。他在1981年發表《電影的民族風格初探》及其以後有關文章中提出：電影的民族風格是內容和形式的辯證統一，既表現在對社會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氣質、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民族風貌）把握上，也顯現在民族審美經驗、審美習慣的追求中。這不是對古典文學、戲曲、國畫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剝，而是按照電影藝術的特性吸收傳統美學的精神。不贊成提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自己觀點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異中有同」 辯》及一些文章中認為：「民族化」 是一個針對外來文化的口號，它要求把外來文化的影響置於民族文化傳統的管轄之下。在文化問題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著今隨古制，崇尚國粹，與現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時期電影理論的發展，一個共同的傾向是對傳統命題全面反思，開創了中國電影理論史上一個空前活躍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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