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彷徨》是鲁迅先生的经典作品，应该如何赏析呢
《彷徨》写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散兵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
《彷徨》的意义《彷徨》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彷徨》的艺术技巧“圆熟”――深广的历史图景；对人物命运的叙述渗透感情；“画眼睛”、“勾灵魂”的白描手段；丰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
彷徨，是人生常常遇到的一种处境，然而鲁迅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虽然彷徨，虽然孤独，虽然无奈，虽然失望，却从不曾忘记过用自己的力量与之作斗争。“艺术真实”让我们在小说和现实的世界中自由的穿行。毕竟在这个日益物化的世界中，标榜“主义”并不是小说的职责，让我们得到心灵的触动，发出真实的感喟或许正是小说的要义。
B. 《彷徨》中的作品有哪些
《彷徨》中的作品有：《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共十一篇。
1、《祝福》是民国时期文学家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写于1924年2月7日，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6号上，后收入小说集《彷徨》。
作品叙写一个离开故乡的知识分子“我”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后寄寓在本家四叔（鲁四老爷）家里准备过“祝福”时，见证了四叔家先前的女仆祥林嫂瘁死的悲剧。
该小说通过描述祥林嫂悲剧的一生，表现了作者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以及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无情揭露。也阐述了像文中的“我”一样的启蒙知识分子，对当时人们自私自利以及世态炎凉的这一社会现状的无动于衷和不知所措。
2、《在酒楼上》是近代文学家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24年5月10日的《小说月报》上，后收录在鲁迅的小说集《彷徨》中。
《在酒楼上》通过讲述主人公吕纬甫由一个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热血青年变成意志消沉的文人这样的转变，对当时社会上新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及心态做了深刻的探讨剖析。
3、《幸福的家庭》为鲁迅所著短篇小说，收录于小说集《彷徨》中。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上海《妇女杂志》月刊第十卷第三号。该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
该小说以一个青年作者为主线，展开了情节发展。青年为了捞几文稿费，面壁虚构，要写一篇题为《幸福的家庭》的小说，他苦思冥想，但家庭生活的嘈杂声，让他注意力无法集中，最终写而不成。
4、《肥皂》是近代作家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于1924年3月27日在《晨报副镌》上首次发表，后收入鲁迅的小说集《彷徨》中。
小说通过四铭见孝女、买肥皂的事件，以及由肥皂掀起的家庭风波，集中揭露了封建复古派政治上的极端反动、道德上的极端堕落，戳穿了他们关心世道人心、国家命运的画皮，把封建复古派的反动本质和肮脏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5、《长明灯》是近代文学家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最初连载于1925年3月5日至8日北京《民国日报副刊》，收录于小说集《彷徨》中。
该小说讲述了疯子想要吹熄庙里的长明灯，引起了全屯人的恐慌，最后他被关押的故事。这篇小说期待着长明灯的熄灭，并塑造了一个“疯子”的艺术形象，以此再次向封建统治宣战。
C. 简析《彷徨》的艺术特色
一、内容简介：
祥林嫂（《祝福》）、爱姑（《离婚》）、子君（《伤逝》）遭封建社会迫害的妇女，她们对封建主义的压迫有过反抗的行动，但最后都以悲剧告终。《祝福》展示了封建礼教对妇女压迫的深重残酷。作品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封建礼教的系统周密、强大深固。从鲁四老爷、四婶到婆婆等这样一个周密的封建观念大网络，封建网络决定了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也无情地压碎了祥林嫂们的一切挣扎努力。
《离婚》中的爱姑，不能忍受那种丈夫另有新欢、叫她走就得离婚回娘家的极不公正的待遇。她的反抗是强烈的，但在七大人装腔作势的威风下终于屈服。《伤逝》中的子君，是另一类型的妇女。她是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女性。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妇女个性解放的呼声。她以此为思想武器，为自己的恋爱婚姻自由而奋斗，和史涓生建立起小家庭。封建势力的压迫、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性是造成悲剧的思想根源。
作品通过这三个妇女形象的描写，揭示了妇女的问题：祥林嫂等的悲剧都是封建社会、礼教造成的，因此妇女解放必须反封建。作品也表现祥林嫂和爱姑都还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她们的反抗缺乏清醒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启示人们：妇女解放，必须自身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才能进行有效的斗争。作品通过子君的悲剧说明离开了社会改革，妇女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是很难实现的。个性解放思想虽有一定的反封建作用，但不能解决妇女解放的问题。
1、小说集《彷徨》中，涓生（《伤逝》）、魏连（《孤独者》）、吕纬甫（《在就楼上》）是基本属于同一种类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新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主义、个性解放等西方近现代思潮影响。2、涓生为自己爱的权利而勇敢奋斗；魏连殳被人说成是“一个可怕的新党”，常在报刊上“发些没顾忌的议论”；吕纬甫年轻时敏捷精悍认真，敢于在小城封建迷信思想深重的氛围中破坏神像。但是他们的反抗都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中国社会黑暗势力的强大，封建传统思想和习惯力量的根深蒂固，因此觉醒者受到的压迫是深重的。
觉醒者自身的思想局限性和性格弱点。涓生、魏连殳、吕纬甫等进行反抗的思想基础是个性主义。这些觉醒者在强大的旧势力压迫下，表现出自私卑怯（涓生）、动摇妥协（吕纬甫）、消沉颓废（魏连殳）。涓生在爱的小舟遭到社会黑风恶浪时，认为最重要的是救出自己，视子君为累赘，终于遗弃子君而造成悲剧。吕纬甫敏捷精悍认真变成现在的“敷敷衍衍，模模糊糊”。魏连殳以躬行所恶来报复社会、世俗的压迫、冷遇，却陷入更深的精神孤独和痛苦的境地，以自戕式的毁灭宣告了自己的失败。涓生、魏连殳、吕纬甫等中国近代新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悲剧，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表明了个性解放、个人奋斗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正确道路，应别寻新路。
二、艺术特色
1、“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方法，人物形象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同时又非常个性化。
2、白描手法，采取“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方法。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点的各种特征进行描写。如祥林嫂和子君的神态和眼睛、祥林嫂的三次肖像描写。
3、艺术多姿多彩。将浓烈的感情寓于客观的叙事之中为主要特色，但也常有诗意的抒情和以抒情手法为主的作品。主要是以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刻画性格，但也不乏对人物心理、幻想等的描写和以心理刻画见长。基本上是悲剧的结局。
4、注意典型环境的勾勒和环境、气氛的渲染，浓郁的浙东地方风光和民俗民情，使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最早的乡土文学。
5、结构形式丰富多样。小说多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以一个或几个生活场景、片段连缀而成；或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顺序为主，也有倒叙；多为单线发展，也有两条线索的交叉叠合；体式有日记体、随笔体、章回体、速写等多种；
5、以口语为基础，吸取有生命的古代语言，具有简洁、生动的特点。
D. 中国电影和西方电影有些什么不同
1、运用市场运作规则、模式差异
中国电影与欧美电影相比，还处在市场化的初级阶段，在商业诉求上显得太浮躁、太急功近利。中国电影走向产业化，不仅是电影本身从艺术电影向商业电影的过度，更是文化市场和大众审美对电影发展的需求。
2、培育衍生品市场差异
美国电影业总收入仅有20%是从影院的票房收入中获得的，而电影衍生品的收入高达70%。
中国电影收入的90-95%是票房和植入式广告，一些电影衍生品的收入几乎为零。美国电影衍生品开发与推广给中国以启示。
3、新旧媒体融合的宣传营销差异
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抓住新媒体与电影的共性——虚拟性的特点，充分利用网络的互动性，使新旧媒体平台相配合，增加电影的消费力量。
电影传播的是蕴藏在影片深层的文化观念 中国电影需培育稳固的国内市场，在挖掘电影的内涵上下功夫，表达中华文明的精髓，反映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世界观。
E. 《呐喊》《彷徨》人物作品分析
说 说 “小 伙 计”
关于《孔乙己》中的小伙计，人们往往将其当作作品的“线索人物”或“见证人物”。这一说忽视了小伙计这一形象在作品主题挖掘与情节构架中的意义与作用，因而未免舍本逐末。其实，小伙计在小说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叙事角意义、形象意义与结构意义。
一、叙事角意义——第一人称凸现于作品表层，成为小说叙事的线索，以及组材、选材与剪裁的基本前题。
小说以第一人称作为叙事角，进入作品的当然也只能是“我”（即小伙计）的眼之所见、耳之所闻与心之所感。这些见闻与感受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孔乙己。读者不仅能从小伙计的诉说中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更能从中了解到孔乙己悲剧人生的全部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小伙计，提供了一个极富匠心的艺术视角。
二、形象意义——小伙计这一形象，丰富了小说的主题与内涵，显示了孔乙己悲剧的真实与必然。
小伙计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读者所看到的孔乙己，是小伙计独特视角中的孔乙己。小伙计自身的形象也更多地是在对孔乙己的观察与思考中体现出来的。在掌柜的眼里，小伙计“样子太傻”，又不会作假羼水，是一个面临被辞退困境的角色，可是，他也有思想，有思维，他可以“附和”众人对孔乙己取笑。面对孔乙己这样一个“顾客”，他可以“不耐烦”“懒懒的”“毫无热心”。透过小伙计细腻、真实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透视到一颗幼小的心灵——那是一颗孱弱的饱受歧视却又在参与歧视的心灵，那是一颗虽然幼小却已经被污染的心灵。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小伙计这一形象中，也一样渗透了作者对吃人时代的控诉。
另一方面，小伙计本身又构成了孔乙己生活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孔乙己面对的，不仅有丁举人的酷刑、何家的拷打所带来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还有掌柜、顾客的奚落与取笑，甚至还有来自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的鄙弃。这样，孔乙己的命运便不言自明了。
三、结构意义——孔乙己活动的舞台是酒店，小伙计则担任了舞台摄影师的角色，材料的选择、剪辑与组接无不与之有关。
女作家肖红问鲁迅先生：先生最喜欢自己的哪一篇小说？先生答曰：《孔乙己》。《孔乙己》的确堪称一篇匠心独运的经典之作。由于作者将人物置于酒店这一特定的舞台，因而截取的只能是人物生活的几个小片段。小伙计则以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将这些片段自然圆合地连缀成文，从而实现了以小舞台、小片段演绎人物一生命运的目的，社会的黑暗、科举的剧毒也因此被揭露得入木三分。
小说《孔乙己》中，作者有意穿插了关于“小伙计”职务变更的一段小插曲。这段小插曲用意何在？以下是笔者的几点认识。
一、小伙计职务的定位，从一个侧面交代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有赖于“荐头”的情面大，“我”（即“小伙计”）得以在咸亨酒店立足。在“我”的职务定位上，掌柜颇费了一番心机。因为“我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被安排“在外面做点事”。主要工作是给“短衣帮”舀酒、温酒，当然还附带一个“小动作”：趁机往酒里羼水。因为“长衫”是“主顾”，是掌柜的“上帝”，故在服务（“侍候”）班子的人事安排上“精心考核”，唯恐得罪。对“短衣帮”，则是蔑视、羼水、克扣。至此，一个唯利是图、见钱眼开的市井商贾形象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了。掌柜这一心态，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人情心态，是社会环境的投影，也是对孔乙已性格与命运的一种暗示。既没有谋生本领，又要讲面子摆阔气的孔乙己要显示自己的优越与优势，当然只能是“穷则思变”，另图别路了。一个深刻的悲剧也就在阴沉郁闷中缓缓地拉开了帷幕。
二、小伙计职务的变更，道出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掠夺”逻辑，暗示了下层贫民的悲惨与凄凉。
小伙计险些被“炒了鱿鱼”，因为他不会羼水，不能为掌柜创造更为丰厚的利润。在掌柜看来，往“短衣帮”酒里羼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作为小伙计，具备一手天衣无缝的羼水绝活，当然也是一种必然，一个刚满十二岁的孩子，就要接受虚伪人性的“洗礼”，就要承受人世间的欺诈、冷眼与歧视，这是何等的悲哀！就“短衣帮”而言，他们因为没有与“长衫主顾”并驾齐驱的购买力，同时也失去了平等的购买权。欺诈、虐待如影相随。他们没有信任，学会了怀疑,他们开始谨慎地维护自己的“消费者权益”。然而，他们的行为除了导致一个羼水手段不高明的小伙计险些被辞退外，并没有赢得实质性的胜利。当一个伶俐的“羼水高手”取代小伙计以后，他们要面对的依然是“宰你没商量”。谁叫他们是“短衣帮”呢？
小伙计“样子太傻”，会引起“长衫主顾”的“公愤”。多年经营酒店生意的掌柜恐怕是早已认识到了，一个“怕”字不就暗示了这一点吗？小伙计羼水动作不麻利，多被“短衣帮”所“抑制”，且常引出一串“唠唠叨叨”。可是，作为酒店常客的孔乙己缘何没有一点反响？酒中羼水的“待遇”，孔乙己肯定多次“享受”过。没有发现，自然也不合情理。常与“短衣帮”一起喝酒，能不耳闻目睹吗？孔乙己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虚荣心：穿着长衫，出手大方慷慨，羼水的事仿佛从没发生过。何也？——一方面，“长衫主顾”从不为羼水之事与酒店发生冲突（掌柜当然是不会得罪“主顾”的），你也是“长衫”，你承认这样的事，面子搁哪儿？另一方面，也还得显示一下自己与“短衣帮”就是不一样——不那么盯得紧紧的，不那么小家子气，有“长衫”气派。再说，孔乙己生性好喝懒做，常常赊酒喝，闹翻了，赊不到酒，或者讨你几次账，你咋办？这一谜底，小说没有明确交代。然而当孔乙己最后一次走上舞台，向酒店作“告别演出”的时候，他的那一句潜台词——“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便道出了全部的辛酸与痛楚。
一、关于孔乙己的欠账
咸亨酒店的粉板上，记下了孔乙己的一笔欠账：十九个钱。孔乙己欠下的缘何是十九个钱?这里面大有文章。
我们姑且先为孔乙己算一算吃喝账：黄酒每碗四文，茴香豆或盐煮笋（孔乙己当然没有实力享受荤菜）每碟一文，十九个钱的最佳购买组合当是四碗黄酒、三碟茴香豆（或盐煮笋）。这当是孔乙己三次或四次下酒店的账额。因为是赊账，孔乙己表现出了一定的克制，没有每次都“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甚至还有可能有一次没买下酒菜。
孔乙己为什么没有继续在酒店赊账喝酒？这也与孔乙己的性格有关。多年的考场失意，使孔乙己形成了相当的敏感，他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自己“读书人”的面子与尊严。已经欠下了十九个钱，再赊，就是二十几文了，而且还写在粉板上（由此我们不得不对掌柜的“商业心理学”水平表示佩服），孔乙己当然只能是一方面尽量克制一下自己的嘴巴，一方面积极想办法筹措资金以擦去粉板上的字。在“面子”与“嘴巴”的较量中，孔乙己想不出一个两全之策。因此，他只有再次一“发昏”，铤而走险去偷丁举人家的东西（尽管已有多次挨打的教训，尽管上次何老爷打得不轻），以致落得个被打致残的结局。
十九个钱，是孔乙己自尊的一道心理防线；十九个钱，也是孔乙己铤而走险的催化剂。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别具匠心地借助于十九个钱，对孔乙己的人生价值进行了一番“量化”。较之于孔乙己，十九个钱更令掌柜“牵挂”。孔乙己生存的悲哀由此可见一斑。那位埋头赚钱、经营有方的酒店掌柜，每逢结账必谈孔乙己欠下的十九个钱。因此，当他再次结账而不谈及孔乙己的欠账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他已经得到了极为准确的消息：孔乙己死了。
二、也说《孔乙己》的布局
在鲁迅先生所创作的小说中，他自己最喜欢的就数《孔乙己》。《孔乙己》素来以精巧含蓄著称。笔者认为，《孔乙己》布局的精巧含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小片段写尽人物的一生。《孔乙己》全文仅三千多字，却写尽了孔乙己屈辱的一生，道出了孔乙己悲剧一生的全部悲哀与不幸，并挖掘了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究其原因，就在于鲁迅先生巧妙地将人物置身于咸亨酒店这一特定的生活舞台，并成功地剪辑、组接了一组生活片段。鲁迅先生不愧为短篇小说创作的高手。小说尽管只撷取了孔乙己酒店生活中的几个小片段，但由于片段描绘与刻画的成功，小片段写出了大容量。小说不仅多层次、多侧面地揭示了孔乙己的性格、心理，描绘了舞台人物的众生相，而且辐射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主题之丰富、揭露之深刻、忧愤之深广实为众多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作品所不及。
二是透过几个人物写出世态人情。孔乙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主要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揭示出来的。无论是掌柜、何老爷、丁举人、众酒客还是“我”，均构成了孔乙己生活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掌柜的唯利是图与势利冷酷，何老爷与丁举人的残忍狠毒，酒客的无聊与冷漠，“我”的轻蔑与鄙弃，共同体现了社会给予苦人的“凉薄”。他们同为“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他们本身又是病态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孔乙己悲剧的不幸根源之所在。更值得一提的是，丁举人与孔乙己本是同路人，却如此凶狠残暴地对待孔乙己，如此缺乏人性地施以暴行，这本身就是科举制度罪恶的最好注脚，也是对封建选拔制度的绝妙讽刺。
三、不绝于耳的笑声
孔乙己是在笑声中“闪亮登场”的，孔乙己也是在笑声中谢幕的。然而贯穿于小说的，却是一幕真正的悲剧，深刻的悲剧。
“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孔乙己》正是这样一幕以乐景写哀的悲剧。笑声，道出了缕缕辛酸与不幸；笑声，道出了社会的病态；笑声，道出了生命的苦难、悲哀与不幸；笑声，道出了悲剧的凝重。
对于悲剧，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见解：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走进《孔乙己》，我们看到了无数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血淋淋的现实：人生的要义被丢失，人性被扭曲，尊严被掠夺，道德沦丧，人情似纸……一切人生有价值的东西都失去了合理存在的理由。这一切均令人感到沉重、压抑、窒息。然而，“铁屋子”里的人们却自始至终沉浸在笑声中——狂笑，奸笑，狞笑，疯笑，傻笑一一他们根本没有觉察到生命的不幸与自身的不幸。
笑声，道出了悲剧的含蓄。笑声中展开的，是含蓄的悲剧。
载《语文教学之友》2001.7
6.贫弱民族的艺术写照
——《孔乙己》主题新探
在鲁迅小说中，《孔乙己》无疑是一支反封建的利剑。它成功地塑造了孔乙己这一艺术典型，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的罪恶，道出了作者深沉的忧虑和深广的忧愤，起到了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
一、从酒店小舞台看孔乙己生活的悲剧时代
咸亨酒店是孔乙己生活的小舞台，也是作者精心设置的一个社会大舞台 。
在这个舞台上，孔乙己是一个别具一格的角色，是舞台的兴奋剂。他的到来，可以激活芸芸众生的思维。于是，他们吃着，喝着，逗趣着，笑着。在他们看来，孔乙己是一个不请自来的丑角。
在一个强者与弱者并生的时代，孔乙己无疑是“弱势群体”中的“极弱势个体”。于是，奚落、嘲弄、调笑接踵而来，嘲笑声不绝于耳。势利、冷漠、冷酷、奸诈、狠毒、残忍的舞台众生相均由此被揭露无遗。大师寥寥数笔，就给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勾画了一幅“合影”——一如达芬奇笔下的《最后的晚餐》。画面中，与各具情态的笑态极不协调的，是昏暗、阴沉的社会投影，是一个酝酿悲剧与生产悲剧的时代的浓重的投影。在孔乙己人生悲剧的“剧情”发展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充当了“无聊的看客”，当然，他们在也无聊中演绎着自己的人生悲剧。
小舞台，亦是当时的“中国大舞台”与“中华大看台”。
二、从孔乙己的经历遭遇看民族悲剧性格与悲剧心态
自欺欺人、执迷不悟是孔乙己悲剧性格的核心。
“窃书不能算偷”是孔乙己最为著名的辩护词，也是孔乙己自欺欺人性格的折射。积贫、积弱、积弊，却从不肯正视现实，总是在幻觉中寻求精神和心理的安慰，构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却没有惊醒沉迷于美梦中的国民，自欺欺人式的安慰便成了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鸦片。阿Q是这样，孔乙己也是这样。不仅如此，他们还执迷不悟地死守着陈腐的“国教”——孔孟之道。以“君子固穷”的名言来标榜自己，却不知当肚皮喊着危机的时候，也有“挡不住的诱惑”；穿着长衫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地位”与“个性”，却不知那长衫最终也不能不脱下。
自欺欺人、执迷不悟使孔乙己成了众多悲剧人物中愚昧、落后、被动挨打的“集大成者”，并最终成为陈腐“国教”的殉道者和殉葬品。
三、孔乙己“病情”诊断
孔乙己“病”了，他得的是“孔氏综合症”，那是有近三千年病根的陈年痼疾——他的脑子里长了一个足以窒息生命的巨型毒瘤，而且还在疯长。能够创造起死回生的奇迹的“疗救者”——“华佗”还没有出现，孔氏自己也没有“涅盘”后“再生”的觉醒意识，更没有那份勇气。
于是，那曾经焕发过青春和生命光彩的孔孟之道日渐一日地演变为一个民族心灵的桎梏，并派生出无数心理疾病的重症患者——
始终穿着那件引以为荣的长衫，然而那长衫早已又脏又破又烂，散发着陈腐的气息；始终抱着那几句文绉绉的古语，然而那只能引来一阵哄笑；始终不忘记炫耀那点发霉的学问，然而就连那初谙世事的孩子也不买账……如同一件已无法抢救的锈蚀斑斑的出土文物，孔乙己已无任何生存的价值，就连他的善良也遭到了拒绝与否定。
透过《孔乙己》，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贫弱的濒于灭亡的民族的社会缩影，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位文学革命先驱的爱与憎、苦闷与彷徨、呐喊与期待。他在期待着——期待着中华民族在涅盘中新生！
载《语文教学之友》2003
7.如何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兼谈《故乡》人物分析
进入初中以后，不论课堂内外，小说都是同学们经常接触的一种文学体裁。如何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就成了同学们会经常遇到的问题。下面以鲁迅小说《故乡》为例，谈谈小说人物形象的分析。
一、着眼于人物外貌、动作、语言、神态、心理分析人物形象。《故乡》这篇小说，对少年闰土、中年闰土的外貌、动作、语言、神态均作了较为精细的描绘。少年闰土动作敏捷,思维活跃,出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是个“小英雄”；中年闰土麻木、迟钝，说话吞吞吐吐，崇拜偶像，是个“木偶人”。
二、着眼于情节发展分析人物形象。“我”是一个追求社会进化、寻找“新生活”的知识分子。“我”的这一性格特点正是在情节发展中展示出来的。“回故乡”时，见到萧瑟的乡景，“我”心中悲凉；“在故乡”时，闰土一声“老爷”,让“我”打了一个“寒噤”；“离故乡”时，宏儿对水生的思念，触发了我对新生活的思考……所有这些，均在读者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凸现出人物的性格。
三、着眼于人物间相互关系挖掘人物形象。对于“我”和“母亲”，杨二嫂是敲诈勒索，顺手牵羊，出语刻薄；对闰土，她则是污蔑、嘲弄；这样，一个尖酸、刻薄、势利、冷酷、卑下的小市民形象便表现出来了。
四、着眼于人物对现实的态度分析人物形象。同样是对现实不满，闰土借助偶像的安慰来寻求精神和心理的解脱；“我”则以走出一条“路”的希望来否定现实；杨二嫂则不惜以侵占他人利益和诽谤他人来满足自己卑劣的灵魂。如此种种，正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载《初中生学习技巧》1998.4
8.藤野：人格、精神与力量的化身
431818 湖北京山钱场镇中 潘兰林
当一个年代远离我们，我们会深情缅怀其中每一段温馨的时光。其中的每一个动人的细节，都会化作亲切的回忆，温暖我们的人生，充实我们的梦境。特别是当现实让我们感到寒冷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怀念那些内心充满阳光的日子。1926年，人到中年的鲁迅迫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压力，到厦门大学任教。一方面他要应对来自反动派的黑暗恐怖，一方面他还要承受革命队伍阵营内部裂变带来的压力。战斗着的鲁迅也是孤独的鲁迅，他倍感苦闷与彷徨。于是他旧事重提，从往昔岁月中寻找些许慰安。发表于这一时期的一组回忆性散文《旧事重提》（即后来结集出版的《朝花夕拾》）就是先生此时心态与心境的折射。
《藤野先生》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传统名篇之一。文章以饱蘸着深情的文笔，追忆了早年留学生活中与藤野先生的一段交往。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段经历，更看到了一种闪光的人格与品格，一种无形的精神和力量。
严谨求实的学者风范
对鲁迅先生而言，藤野先生首先是一位学风严谨的学者。他不修边幅，但学风严谨。对学术，他谨严求实；对事业，他勤勤恳恳；对学生，他严格要求。星期六，他仍在研究室工作，并且还找学生了解学习情况。对于他所不了解的中国女人裹脚的情况，他亲自找鲁迅了解，并因不能亲自看一看而叹息。
对于学生的学业，他同样严格要求。他从不间断地亲笔添改一个弱国学子的笔记，不仅订正其中的偏差，甚至连文法和标点的细小错误也不放过。这对于领教了庸医伎俩的鲁迅而言，该是何等的感激与感奋啊。先生早年，经历了家境从小康到困顿的衰败，亲身感受了炎凉的世态和人情。在父亲求医问诊的经历中，更是感受到了庸医误人的惨痛事实。鲁迅是抱着救国的梦想到日本学医的，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所以，尽管他“有时也很任性”，但独特的人生经力，定然使鲁迅先生对藤野先生抱有相当的好感与敬意，甚至引以为知己与榜样。
坦诚无私的师者风度
藤野先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学者，他不同一般的抱有狭隘的民族观的学者。面对学生，他所做的一切，其目的是发扬光大他所从事的学术事业，造福于全人类。为此，他表现出了坦诚无私的气质与风范。
鲁迅求学的时期，正值中日关系极其紧张的时期。日本国内上上下下均存在着歧视与敌视中国人的心态，留学生活让鲁迅饱尝了一个弱国国民的酸辛。而正是在这种景况之下，藤野先生热情诚恳的关怀，就如同冬天里的一把火，温暖了作者孤傲而孤僻的心灵。因而，它更显得珍贵和令人难忘。
先生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公平公正地对待一个弱国的学生。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个教师的职责，可是在藤野先生先生所取的环境，这样做实在太难了。尽管鲁迅是仙台医专唯一的中国留学生，但是他的做法依然会引起狂妄自大的日本民族的“公愤”。“匿名信事件”中，污水不是也向他泼来了吗？他不仅关心鲁迅的学业，而且关心其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为其解剖实习中的出色表现感到欣慰。不仅如此，他还能为一个弱国学生打抱不平，为他讨回了公道。对于鲁迅的离去，他神色凄然。所有的一切，都体现了他对于一个中国学生的真挚师生情谊。
伟岸正直的人格典范
一分感念，能够抵达人的心灵深处，穿透二十余年的光阴，给人以永恒的温暖和激励，足见藤野先生非凡与超人的人格魅力。
面对学生，藤野先生首先是一位博爱而贴心的师长。他博大的爱心与关怀几乎渗透进了一位异国学子心田的每一个角落。他不仅关心着青年鲁迅的学习，还关心他的生活、做人与成长；他不仅对学生严格要求、精益求精，他本人就是一位谨严而笃实的学者。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是对学生最好的人格示范，是他们最为生动人生示范课。面对人类和学术，藤野先生是最当之无愧的人师与学者。他精益求精，严于律己，宽厚博爱。正因为如此，若干年以后，当鲁迅取于极度的苦闷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他当然会“朝花夕拾”，满怀深情地回忆人生中的这一段温暖和滋润了他的心灵的往事。
F. 中国近代电影文学作品,影视,历史背景的论述
产生背景
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由衰微而处于崩溃前夕。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四伏。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一八四?年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都市。新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买办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93页。)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6页。)，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变化。近代文学在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新的现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封建文学仍然大量存在，但也产生了以反抗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种种改革封建旧文学的努力。
历史渊源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喑”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注：见洪仁干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国文选》第98页。)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王韬在《变法》和《变法自强》里，都对文化革新有所建议；康有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封建正统文化；而强学会、南学会、群学会等五十几个学会、学堂、报馆(注：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变法起源记》。实际还不止此数。)在短期内的兴起和活动，更与这个运动有直接的联系。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
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作为优秀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不但在作品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愿望，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多少做到了如《杂感》诗所说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
与此同时，白话小报的出现，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陈荣衮)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之言”(注：裘廷梁、陈荣衮分别写有《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898)、《报章宜用浅说》(1899)等文。)等主张。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在诗文以外的文学样式方面，引起了尤其显著的变化。小说戏剧历来被正统的封建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变法前后却得到了重视。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佑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等文先后发表，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
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开始翻译和介绍了西方作品。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
其中林纾的译作曾在当时有过较大的影响。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钟》等作品；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它们在进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方面，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在这个时期以“新剧”或“文明新戏”之名开始传入。一九零七至一九零八年间，春柳社等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进化团稍后又在长江下游各地演出宣传革命的幕表戏多种；这些活动既从思想战线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为我国戏剧输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近代进步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以至文学形式(改革诗文、提倡白话、看重小说、输入话剧)方面，都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说，近代进步文学乃是从封建时代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
弱点和局限
唯其是“一个过渡”，近代进步文学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如同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政治斗争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未能尽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对封建制度并不持根本否定态度；不仅政治上维护着清王朝，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敢正面触动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学说。
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很快便趋于反动，而在不少新派作品里，封建思想也仍然占有地位。提倡白话的呼声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出现，但他们大多数是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须维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确主张，也因为时代条件的不成熟，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和造成较大的声势。翻译西方文学的工作当时也处于盲目被动、缺乏系统的状态；林纾虽然译述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带着改作的成分。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也因为没有与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彻底，始终未能正面明确地提出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口号。革命派本身的脱离群众，一些代表人物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所持的保守态度，都阻碍了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去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改革的运动，致使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甚至还不及维新派。至于对帝国主义，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从阶级本质上认识它们，对它们颇多幻想。
此外，旧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弱点是：虽然在暴露上层腐败生活方面能够淋漓尽致，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状况却极端缺乏了解。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学，也终于受到被称为“十里洋场”的近代都市中恶浊气氛的腐蚀而趋于堕落：“谴责小说”沦为“黑幕小说”，甚至成了专门诋毁私敌的“谤书”；民国初年出现的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则由最初具有些微进步倾向(感叹世态炎凉、不满于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渐演变为满纸陈词滥调、远离现实生活并有浓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文明新戏也褪尽了原来的战斗色彩，充满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
近代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深刻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近代文化的这一著名论断：“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7页。)
3五四期编辑
背景介绍
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肩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虽然已为新文学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备，但它本身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及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诸方面条件长期孕育的必然结果。
“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务并未改变，但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矛盾比近代更显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也渐次具备并且趋于成熟。“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带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印记。
主要作用
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软弱，同帝国主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后，很快倒戈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
思想变革
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这种文学一方面在阶级基础上仍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5页。)，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了体现这些特点的现代文学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学和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
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学，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随着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增多，随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工农参预文学创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者质的方面，都有增长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中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显著，这种文学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坚实的发展。至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始终作为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逐渐转换自身的性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最终汇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洪流之中。历史驳斥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无产阶级领导并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中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
阶级变革
文学上的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政策来实现的，它要求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五四”以后出现的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为主力的新文学，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要求。它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担负着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崇高使命。“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使文学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桐城谬种、玄学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和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也都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里人民革命的战斗要求；而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创作，则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精神的“遵命文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革命的日益发展和深入，文学为革命服务也更其鲜明和自觉。在各个革命阶段中，大批作家不仅以各种形式、题材、风格的作品直接间接地促进革命事业，而且还积极投身实际斗争，直至为革命献出鲜血和生命；也还有许多实际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用文艺创作来从事革命宣传，对革命和文学本身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所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文学，不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配合反军阀斗争和“五卅”反帝斗争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粉碎反动文化“围剿”、揭露国民党罪恶统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后从事救亡宣传和“七七”以后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绩。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后期的文学，更成为紧密配合革命斗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宝贵的传统。
人民革命事业
与此同时，现代革命文学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自然又不能离开革命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不能离开革命深入对文学所提出的新要求。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文学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夕已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只有通过五四运动，它才形成了巨大的声势，扩大了社会影响，并与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革命文学”的提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也都与当时形势相适应，是无产阶级及其学说在整个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强大的反映。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讲话，为革命文艺运动开辟了新阶段，这也首先是和党不再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空前地发展壮大诸条件相联系的。现实生活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更使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直到语言和表现方法，无不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整整三十年的现代革命文学，始终与革命同命运，共呼吸，有着一致的步伐。
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印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
曲折前进
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其间充满了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革命文艺思想与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革命文学正是在抗击各种各样反动文艺逆流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文学，首先要同代表着敌人利益的封建文学、买办文学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钦定文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五四”新文学就在同林纾所代表的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战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后又以打倒《学衡》、《甲寅》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封建“拦路虎”而向前发展。在封建势力彻底消灭以前，封建文学不可能销声匿迹，因此这种斗争后来虽然规模逐渐缩小，却也并未完全停止(如对“读经救国”、“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斗争)。对于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倒向敌人方面去、公然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胡适和《现代评论》这一系统的买办文人，革命文艺界也在各个时期反复进行了多次斗争，揭露其为帝国主义作伥的奴才面目，从而大大削弱和缩小了他们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促进了他们内部的分化。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进行的和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后来所谓“戡乱文艺”之类)的斗争，也贯穿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几个时期。尽管蒋介石集团历来都在其统治区域内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军权、政权、财权(从而也掌握了对出版物、出版机构的控制权)，但他们却从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艺上的领导权。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界虽然在国统区内“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却抵挡住了敌人多方面的进攻，夺取了阵地，发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业绩。
地位凸显
在现代文学史中占着突出地位、越到后来越显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间的斗争。这是因为，“五四”以后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后要通向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一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可以成为新文学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充当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文学上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乃是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要不要将反帝反封建精神坚决贯彻到底的斗争，也是文学朝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相当激烈，而且也十分复杂。它最初表现为新文学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如“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转化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时，则也表现为对敌斗争(如对后期胡适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维护资产阶级“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现的(如“新月派”)；有时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修正主义的形态出现(如自居普列汉诺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动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所以会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文艺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动文艺思想的锋利武器，混在内部的反动文人慑于革命形势和这个讲话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这个讲话而在手法上又做得尽量隐蔽。要不要在各种条件下坚持贯彻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成了问题的中心，成了许多争论背后的真正焦点。因此斗争就带有更为复杂、更为曲折和更为深入的特点。
文艺思想斗争
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当阶段关系发生变化，革命统一战线有了变动时，新文学的统一战线不可能不随着发生变动。文艺界的大争论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艺界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争论和分裂)，就是围绕着政治事件、直接尖锐地表现着政治观点的。当然，“五四”以来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更多则在文艺思想的领域内进行。在文艺思想领域内，由反封建文学到反资产阶级思想、再到反修正主义，由白话文学的争论到文学有无阶级性、再到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争论，其发展趋向是步步前进，层层深入的。这是整个革命运动逐步深入在文学上的反映。
文艺思想斗争不限于理论主张上的论争。反动文艺思想总要在创作中有所表现，并以“创作”来支持其反动理论。因此，揭批反动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为革命文艺界所注意，并且贯串在各个阶段的创作评论中。
文艺上的多次重大斗争都出现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可以在文艺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征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的发挥文艺作为敏锐的阶段器官和斗争武器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指出：文艺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也给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扫除了障碍。“左联”时期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上的丰收，便和思想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有关。这说明了正确的思想斗争也为革命文学本身的发展所必需。
变化和发展
“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无论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创作上是一开始就有鲜明表现的。不仅白话的形式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品，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同时提出了知识青年挣脱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还正面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对劳动者的命运表示关切，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表示同情和欢迎。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学高于历史上进步文学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出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并怀着对未来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显示出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刘话传说、历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气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语言，歌唱出彻底叛逆、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成为具有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通过实践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五卅”以后，以反帝为内容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分作家开始走向实际斗争，主要精力不在创作方面，他们的作品一时似乎少了，但总的说来，历史却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发展。
G. 《彷徨》的读后感！
雪夜读禁书，曾被古人认为是人生一大快事。可惜这个冬天少雪，而手里这本发黄的《彷徨》也早已不再是禁书，或许从来就没有被禁过。 读发黄的书，如同沉湎于甜蜜的往事，尤其是在烛下。鲁迅的文章里永远流淌着愤怒的情绪，表现于他的反讽，甚至漫骂中，也潜伏于他近乎自然主义的描写之中。当我读到《祝福》的最后一句： “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一句如同我的《帝国》的最后一句：“神州都开遍这幸福的花朵。” 在鲁迅的眼里，鲁镇、四爷、卫婆子、四婶，包括祥林嫂在内都是他所陌生和厌倦的。建国后，曾将这篇小说改编成戏剧和电影，同情祥林嫂的悲剧，控诉旧社会的黑暗。 其实，这违背作者的本意。鲁迅何曾理解过祥林嫂的世界，他所有的只是一点怜悯，但绝掩不住内心的厌倦。中国人奉为吉庆的春节，鲁镇人尊为大典的祝福，在鲁迅眼中都是灰暗而可厌的。这是一位中国天才眼里的偶像的黄昏，把鲁迅当成某阶级代言人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H. 白杨主演了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故事片是什么
《祝福》。
1956年，白杨主演了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故事片《祝福》。在片中饰演主人公祥林嫂。在白杨从艺60周年时，剧作家曹禺曾提笔挥墨写道：“皎若明月，直若白杨，献身影剧，功绩无穷”。
《祝福》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电影上映后，在国内外获得好评，于1957年获得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1958年获得墨西哥国际电影周银帽奖。2005年中国电影100年之际，《祝福》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部名片，白杨主演的祥林嫂也成为中国电影百年百名经典银幕形象之一。
《祝福》改编史：
小说《祝福》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21卷第6号上，是鲁迅短篇小说集《彷徨》的第一篇。
小说以主人公祥林嫂的悲剧，深刻地揭露封建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这四条绳索是如何窒息了人的生命，以此批判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这部小说以其强烈的文学性、思想性和批判性，成为现代短篇小说的一座高峰。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祝福》被频繁改编，以其他各种艺术形式亮相，如越剧、南词、评剧等版本。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就是电影《祝福》。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