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什么是电影文化
电影以电影技术为手段,以画面和音响为媒介;在荧屏上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创造形象,再现和反映生活.既然影片反映的是生活,无论是对生活的写实,回忆还是预测幻想,总是离不开特定的人文因素的.也就是说电影和文化有着很深的联系.
关于电影与文化的联系,我们比较一下三部影片:《哈姆雷特》《夜宴》和《喜玛拉雅王子》. 《哈姆雷特》是英国的作品代表了西方文化的特点, 《夜宴》是中国汉族文化的代表,而《喜玛拉雅王子》则是中国藏族文化的代表.它们在电影的情节中同样是王子的父亲被叔叔害死,原本的皇后改嫁给了叔叔,王子要为父亲复仇.同样的复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复仇，是人类几乎各民族都盛行过的历史和文化现象。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同时也成为各民族文学的宠儿，我们在人类文学宝库中可见人们以各种纷然杂呈的方式演绎着这个近乎永恒的主题.而现在它同样成为了电影的宠儿.
《哈姆雷特》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这个复仇悲剧家族中的一员，同时也是最具艺术魅力的一员。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把充满鲜血与死亡的动态复仇行为抛在脑后,而中国古代的文化记载中复仇的故事多以坚定的复仇信念为引导,主要写动态复仇行为过程和最终的结果.《哈姆雷特》剧中王子的思考成为了主题,主要演绎了他的矛盾的思想。当然，这个矛盾也不是简单的复仇与否,而是关于复仇的方式、手段及其目的的思考.哈姆雷特的复仇之志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的。父死母嫁的突变使他震惊和悲伤.他的母亲在父亲去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嫁人了，而且她嫁的竟然是父亲的弟弟,现在的皇帝, 他感到这一切太不应该了.他曾经抱怨: “葬礼上的烤肉尚有余温就被端上了婚礼的宴席”.这个时候他像一个不接受后父的孩子.他愤怒他厌世他绝望：“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他想到了死，但并没有仇恨；他没有找到仇恨的依据，只是美好的生活被击碎了。直到值班哨兵告诉哈姆雷特，已故国王的鬼魂一连几个晚上在城堡出现，他亲自去看，见到父亲的鬼魂，听到父王被害真相：“那毒害你父亲的蛇，头上戴着王冠呢”这时，他开始有了复仇的信念.哈姆雷特的复仇计划的最终形成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自从见到父亲的亡魂，为父复仇的念头就没有离开过他.但是，这位丹麦王子在思索复仇计划的过程中，并没有单纯地考虑杀仇凶雪父耻。按照中国文化的逻辑，在装疯试探、演戏证实后，哈姆雷特应该立即举剑复仇，杀死奸王，而且他是有机会这么做的。但是哈姆雷特却一再犹豫，放弃复仇良机.他将复仇同解救丹麦的责任结合起来，审慎地思索更适合的时机、更准确的途径去实现既定的目标.“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从这句话来看就可以发现哈姆雷特的心中的矛盾与目的. 西方写复仇，注重个体性格成熟的过程、人格的变化与完善；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为内核，偏重个体尊严及其人格价值,异于中国文化以家族、社会为本位，复仇乃是行孝尽伦的社会使命。这种价值取向在复仇文学中直接表现为复仇者精神世界的冲突的不同,复仇时所采取的态度不同.
再看《夜宴》. 弑君的葛优深爱着抢来的嫂嫂章子怡，甚至愿意为她去死；身为母后的章子怡爱王子更爱江山，她的目标是成为女皇、君临天下；被父皇抢了恋人的王子重回宫中本该为了复仇，却更像是来寻找失去的爱情，对幕后诉说着他的孤独；最后，以当上女皇的章子怡被一把无名剑击毙为结局，章子怡一脸困惑的表情在电影中别有深意. 《夜宴》说是《哈姆雷特》的中国版,但这个故事远比我们熟悉的哈姆雷特要复杂得多.而且增添了中国特色的皇权之争,把勾心斗角的权利之争,皇后在爱情与权利之间的取舍,各个人为自己所爱的人或权利所做的虚伪的丑陋表演做为影片的重点.而不像《哈姆雷特》中把王子做为影片的重心. 这个故事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打斗和场面上，也是做为中国现在一个阶段的本土大片流行的一个表现. 中国自古以来皇室的感情就很淡漠,为了权利弑父弑兄杀自己的亲人朋友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了. 比如“九人组合”暗杀太子未遂，在回来的途上被厉帝的人马截住，要集体自杀谢罪。在这样段落处理上，导演剪了很多慢镜、大特写，从另一个侧面渲染出厉帝的残暴.这也是皇室的特点与汉族文化的悲哀.
相比《夜宴》中的阴谋、角斗，《喜玛拉雅王子》中却充满了亲情与爱情。 《喜玛拉雅王子》中王子的矛盾同样的并没有用太多的时间来演绎.《喜玛拉雅王子》中包含很多藏族的文化特色.例如他们特别尊敬的人所得到的葬礼是在很高的地方让秃鹫吃掉死者的身体,让他更接近自然接近天空.例如王子与他的爱人的哥哥决斗时,两个人都不肯先动手,甚至在无法再拖延下去的时候他们采取了先用刀背砍对方的方法.因为在他们的信仰中先用刀伤人皮肤的是得不到他们的神明的认可的,他们的灵魂将受到惩罚.王子所爱的女人的死同样也是一种对信仰的尊敬,她选择的死法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清洗.而影片中与其他两部最大的区别在于王子并不是王的儿子,他所谓的叔叔才是他的父亲.而他父亲弑兄是为了保护自己最爱的女人,即王子的母亲.这里在藏族的文化中不贞的女人受到的惩罚是很严重的,例如将腿骨抽出做鼓锤,或者用皮肤做骨面.影片中几乎所有人的作为都是为了爱.叔叔弑兄为了保护最爱的女人,后面叔叔登基是为了保护自己亲生的儿子不遭受战乱.甚至原本的王要惩罚王后也是因爱生的嫉恨.当然,在以爱和杀戮为主题的本片中,有着另外两部电影所没有的主题: “不要以爱为借口而进行杀戮.”
相比《夜宴》在布景、美工上的做作，《喜玛拉雅王子》充满了“诗情画意”，特别是让人感受到了民族性的东西。 在音乐上《喜玛拉雅王子》的音乐可以用绝美来评价，而《夜宴》中谭盾的音乐则略嫌西洋化了.（除了《越人歌》我国古代的）这也表明现在我国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具有东方的特色和西方的特点.
三个影片各自有自己的特色,在同样的复仇的主题上演绎了西方文化,汉族文化,藏族文化的不同.电影以它独特的手法记录着我们的文化并推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看外国的电影是对外国文化的学习与了解,而看本国的电影同样是对本国文化的学习与感受.当然不同的时期电影所表达的文化也是不相同的,它可以代表一个时期,也可以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梦想.
B. 中国影视艺术是怎样体现民族风格
我们民族影视艺术自身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就在于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正因为如此，中国影视艺术能否在世界上占有它应当具有的地位，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创作出经得起世界性比较、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为各国观众所接受的影视作品。这一论点，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电影艺术的成功经验所证实。从根本上讲，影视艺术的民族性就是如何在影视作品中体现民族文化的问题。一方面，影视艺术越具有民族性也才具有国际性，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影视艺术民族性的沃土；另一方面，影视艺术更需要对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运用现代意识对于传统文化进行观照与超越则是影视艺术时代性的需要。显然，这种继承性与超越性，正是构成了中华民族影视艺术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深层内蕴。
C. 如何理解影视作品中的民族意识主题举例分析
首先，民族电影不是一个凝固、静止的范畴。它是一个随着时代前进而变化发展的概念。新电影获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回应时代的要求。
其次，民族电影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范畴。它具有多源性和包容性。后第三世界主义电影理论在分析早期第三世界主义关于“民族”概念的局限时指出：首先，统一的民族常常包括了各种地方民族。一些民族性国家事实上应该称为“多民族国家”。第二，所有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多源的、异型的，同时是城镇的和乡村的、男性的和女性的、宗教的和世俗的、原住民的和移民的，等等。单一的民族概念压制了多源文化中不同的社会和种族的声音。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特别强调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革命的主体被无形中被表述成是男性的问题。
第三，民族电影并不排除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排除。关键是进行分析取舍，以建设一个积极、进步的民族文化为目的，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简单、狭隘的排斥只会进入另一个误区。九十年代中期的批评中，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许多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被指责为是后殖民主义时期东方主义的产物。其理由是认为他们的一些电影迎合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这一批评的立论虽然很尖锐，但是它的偏颇也很明显。从事实看，陈凯歌、张艺谋当初拍《黄土地》、《红高粱》未必想到要迎合西方人对于东方的想象。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想对中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想象发起冲击。从理论上看，把西方人的读解（看到一个神秘、落后的中国）看作是唯一合法的读解，而把中国人的读解（对民族文化的反思）看作是无足轻重的，这种读解模式本身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任何一个民族对外来作品都可以产生一种“投射性欣赏”的阅读模式， 即把自己的理解、想象放到该作品中去，而不顾及该作品的原意（中国人则把此称之为“创造性误读”）。就中国人而言，自然不必把西方人的这种投射性读解看作是唯一合法的读解；而是应该相信自己读解的合法性，应该根据这些作品和产生这些作品的本民族文化背景之间的动力关系出发进行读解。
D. 什么是民族化，怎样理解中国电影民族化的探索
首先，民族电影不是一个凝固、静止的范畴。它是一个随着时代前进而变化发展的概念。新电影获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回应时代的要求。
其次，民族电影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范畴。它具有多源性和包容性。后第三世界主义电影理论在分析早期第三世界主义关于“民族”概念的局限时指出：首先，统一的民族常常包括了各种地方民族。一些民族性国家事实上应该称为“多民族国家”。第二，所有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多源的、异型的，同时是城镇的和乡村的、男性的和女性的、宗教的和世俗的、原住民的和移民的，等等。单一的民族概念压制了多源文化中不同的社会和种族的声音。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特别强调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革命的主体被无形中被表述成是男性的问题。
第三，民族电影并不排除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排除。关键是进行分析取舍，以建设一个积极、进步的民族文化为目的，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简单、狭隘的排斥只会进入另一个误区。九十年代中期的批评中，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许多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被指责为是后殖民主义时期东方主义的产物。其理由是认为他们的一些电影迎合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这一批评的立论虽然很尖锐，但是它的偏颇也很明显。从事实看，陈凯歌、张艺谋当初拍《黄土地》、《红高粱》未必想到要迎合西方人对于东方的想象。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想对中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想象发起冲击。从理论上看，把西方人的读解（看到一个神秘、落后的中国）看作是唯一合法的读解，而把中国人的读解（对民族文化的反思）看作是无足轻重的，这种读解模式本身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任何一个民族对外来作品都可以产生一种“投射性欣赏”的阅读模式， 即把自己的理解、想象放到该作品中去，而不顾及该作品的原意（中国人则把此称之为“创造性误读”）。就中国人而言，自然不必把西方人的这种投射性读解看作是唯一合法的读解；而是应该相信自己读解的合法性，应该根据这些作品和产生这些作品的本民族文化背景之间的动力关系出发进行读解。